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要说清楚，我们确实需要欣赏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灵活的权宜之计，它们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那是最佳的“过渡方案”。很难说搭桥手术还没做完的病人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心脏。
- 不升值与一篮子是自相矛盾
- 没有未来就不会有财富
- 一篮子物品无助解决央行难题
- 货币不像水而像蜂蜜
- 假设我们有一把罐头刀
- 全球大宗物品指数将成一直线
- 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 汇率策略的悖论
- 生产力不变论有何过瘾
- 货币主义反对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
- 世界二战不是走出大萧条的原因
-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面对金融危机，许多人指责说那是市场失败；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救市方案，有人说弗里德曼在天之灵也会欣慰。是这么回事吗？他们理解弗里德曼了吗？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薛兆丰
2008年12月22日
张五常教授七十诞辰晚宴切蛋糕前发言说（文字见这里，视频见这里）：
我自己是一个制度的专家，这几年我看得很准。中国现在浮现的制度，开始稳定下来的制度，开始明确起来的制度，你拨开那些沙石，拨开那些不清楚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制度。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并非易事，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多。
张教授三年后的今天作“补充”。他把全称“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大幅收窄为特称“中国的县竞争制度”，并加入“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作状语限定（见这里）：
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
虽然奇怪地让“神州哗然”了三年才作补充，但这么说显然没有三年前那么夸张了。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县竞争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好的制度吗？ 让我先讲两件插曲。
插曲一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今天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中国增长梦幻（The China Growth Fantasy）”。文章指出了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痴迷于GDP数值的增长）的不良原因（详见这里）：
让我举例说明。许多外国投资者在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时候都听过类似的话：“你要找10亩人口密集的土地来盖厂房吗？没问题。我们三个礼拜就能把地腾出来。”许多外国投资者都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亲商”作风惊叹不已，尤其是印度相比之下更是显得无所作为。
但这种“亲商”作风恰恰就是症结所在：中国居民在其土地转为工业或商业用途的过程中常常几乎没有拿到什么钱。中国政府由于在形式上拥有全部土地的产权，所以可以大规模地让居民迁徙，其规模是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想象的，而其补偿也往往远远低于土地的公平市价。正因为这样，工厂厂主在中国设厂的成本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的摩天大楼可以象雨后春笋一样在一夜间拔地而起。
插曲二是最近遇到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我问他：“听说你在七月份的芝加哥大学科斯主持的中国改革会议上对张五常的观点挺不客气的（harsh），你说什么了？”德姆塞茨回答：“他关于家庭承包产权的观点是乱来的。很简单，如果说政府让农民爱把土地怎样就怎样，那就是真正的私有产权；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私有产权。”言下之意，是如果把非私有产权捧上天，那就大件事了。
黄亚生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引起广泛注意，我还没有拜读。德姆塞茨的观点，我也等出版了会议记录再评论。但他们显然不无道理：看看因土地而起的纠纷和上访，我想上帝也不好意思说那是他的首选杰作；再看看大量的贪官选择在哪里偷钱，又选择在哪里藏钱，也不难推测哪里的产权制度较差，哪里的较好。
要说清楚，我并不反对赞扬政府，我们确实需要欣赏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灵活的权宜之计，它们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那是最佳的“过渡方案”。很难说搭桥手术还没做完的病人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心脏。究竟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好制度”？但愿我们还能拿出比当前“县竞争制度”更好的项目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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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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