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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有没有极限?

Posted on Tuesday, May 8, 2007 at 3:48 pm

我担心的是国企改革不彻底、公众舆论对商业行为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商法实施乏力等问题。它们似乎不那么迫切,但恰恰影响着经济体的根基。只有全面落实转让权,建立和健全商业法律,中国才能跨越增长的潜在极限。

全球化下的中国:增长有没有极限?

薛兆丰
2005年1月12日《互联网周刊》

中国经济显然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外贸出口连年增长,人民币持续走强,农业人口不断向工商业转型,工商法规在履行世贸条款过程中逐步健全,难怪不少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都乐观地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赶超日本、欧洲、甚至美国。

但中国经济目前也遭遇着挑战:国外反倾销起诉接连不断,国内通胀未见平复,外来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地方主义冲突”尚未化解,而随着大量法规的涌现,“法理上(de jure)”与“实际上(de facto)”间的分离也越发显著,而这是中国经济走向“印度化”或“拉美化”的标志。

我们常见两种天真的经济思维。一是说,某地区总人口有多少,在这个地区做生意,即使只要有万分之几的人成为顾客,营业额就可以达到多少;一是说,某公司今年的利润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几,按照这个速度,多少年后,这个公司就会增长到多大规模。

这两种经济思维皆不可取,因为它们忽略了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有时候,哪怕是貌似微不足道的一点约束条件,也能使那些貌似强劲的“增长趋势”完全落空。中国走向全球化,有代表性的提问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会遇到极限吗?中国会走上“印度之路”或“拉美之路”吗?

本文将从外贸出口、货币策略、国企改革、商法建设等四个方面,对大步走向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作规范性评论,并指出中国经济跨越增长极限的必要条件。

一、 外贸出口

我国横跨五矿、化工、轻工、纺织、土畜、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四千多种商品,在三十多个国家遇到了“反倾销”的麻烦。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远远超过第二位的韩国,更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日本。

但世上本没有“倾销”这回事!只是外国的落后企业,为了说服当地政府,让它们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外国的先进产品,才编造了“倾销”这一罪名。他们宣传多了,也就逐渐为人接受,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反倾销法”而已。

回顾过去一百年,纺织品、汽车、飞机、电脑芯片的供应量扶摇直上,而相对价格却跌到前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但生产这些商品的成功企业,不仅没有亏本倒闭,反而不断壮大,恰恰否定了所谓“倾销”的存在。

倾销是价廉物美的代名词,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崛起阶段,也同样遭遇到类似的麻烦,中国企业应该以此自豪。在遭遇“反倾销”诉讼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为出口企业撑腰,帮助它们在欧美等地法庭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周旋,从而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另外,欧美的贸易保护团体,在对中国货物兴起“反倾销”诉讼的同时,还对中国的生产过程强行施加了各种“国际标准”。表面上,他们是为了维护中国劳工的福利,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强制中国企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缩小中外两地的成本差距,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在国外进口商提出的各种复杂的“ISO标准”下栽倒了。中国的商业管理部门,应该加快培养处理国际贸易诉讼的法律人才,并发挥其知识优势,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让它们了解国外的有关法规,帮助它们满足这些法规的要求,从而降低它们不得不增加的生产成本。

二、 货币策略

货币政策的抉择,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主题。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央行加息、地产泡沫和人民币汇率调整等话题,全部都是货币政策所引发的。而要明白所有问题的症结,必须从货币理论的经典结论——货币自主、自由兑换和汇率稳定的三角关系入手。

这个经典的三角关系是说,在货币自主权、外币自由兑换和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三者之中,一个国家只能同时享受其中的两种,而绝对不可能三者同时享有。这是说,一个既行使货币自主权,又允许外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其货币的汇率就不可能是钉死不动的。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美元持续疲软,不仅是兑人民币、而且是兑欧元、日元等货币的汇率实质上都在贬值。但在其他外币对美元都在升值的过程中,中国却努力钩紧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这使得过量的美元流入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引入性的通货膨胀,促使中国推出了涉及面极广的宏观调控策略,最后还导致了年末央行的加息。

要知道,中国的出口业发展异常蓬勃,中国制造的商品挤满了美国商场,从电器、灯饰、文具、体育用品、家具、餐具、玩具、纺织品,给人“全面占领”的感觉。人民币强劲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若要人为地保持人民币兑日渐疲软的美元的汇率不变,中国就只能放弃货币自主权,听任人民币发行量增长并导致通货膨胀。

问题是,通过宏观调控等行政手段来压制通货膨胀的症状,是不合理的。各行各业出现的投资过热,并不是由于投资失控导致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投资过热,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货膨胀。而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只能从货币发行量入手。央行加息和宏观调控,并不能触及通货膨胀的根源。

我说过多次,中国是泱泱大国,走向世界,须要保持自己的货币自主权,不能把国内的货币水平与美国一国的货币直接挂钩。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继续权衡“调整汇率”和“引入通胀”两大政策走向的轻重得失。我的主张是:放弃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央行改以国内物价水平为唯一准绳,行使货币自主权,让人民币逐步变成全球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三、 国企改革

中国宪法已经明确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条款。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讳谈计划经济下产权结构的此岸状况,也不应讳谈国企改革的彼岸世界。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含混不清的产权界定,变成落实了“使用权”、“收益支配权”和“转让权”的治理模式。要是既不正视此岸,也不敢确定彼岸,就会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教授曾经描述的状况:“我们搭上改革的列车,却不知道它把我们带到何方。”

目前大多数人被情绪和个人短暂的利益牵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智理解两个要点,一是落实转让权的重要,二是企业价值定价的莫测。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如果这个两个问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广泛的理解,国企改革就可能功亏一篑。

很多人不理解产权的考察指标,以为一件物品白纸黑字规定是谁的就是谁的。实际上,考察产权归属的指标是“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谁实际上拥有这三权,谁才是实际的主人,而白纸黑字上的规定反而是无关紧要的。

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是拥有“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的人,并不同时拥有“转让权”。这种“三缺一”的产权模式,必然引发暂时掌权者的“短期”行为,扭曲资源的最佳配置,并诱发大量“官黑勾结”的社会腐败现象,形成目前知识分子阶层广泛讨论的“印度综合症”和“拉美综合症”。这是中国经济遭遇增长极限的隐患之一。

四、 商法建设

在公众舆论大谈“公平分享”的时候,公众还忽略了一个感情上不容易接受的事实,即一个饼的大小,会随着分饼规则的变化,戏剧性地增大或缩小,从而使得如何取得公平的问题变成影响效率的问题。

许多人以为,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历史投入。这是完全错的。一个企业的价值,与其历史投入的价值无关,而只是取决于它未来全部收入流的折现。一个企业,哪怕它的历史投入再高,要是由傻瓜来指挥,它的市值就只会萎缩至零,而不会增大。

在市场上,企业的价值极大地取决于经营班子的能力,而经营班子的能力却极大地取决于他们对支配盈利的安全感。如果企业家感觉到自己并不安全,感到自己获得利润后会被清算,那么他们就很不得不假装平庸,间接导致企业的潜在价值泡汤。

一个社会,如果在舆论上、在道德上、在法制上无法保障企业家的这种无中生有、创造并支配巨额财富的权利,那这个社会永远就走不出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阶段。在中国大踏步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不仅需要建立尊重别人致富的价值观,还需要依靠法律,尤其是商法,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界定和保障正当商业行为的权益。

去年秋季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周其仁教授对我说,那里是培养左右美国未来走向的人才的地方——经济学家的文章没人认真看,但法官的判词人们读得可仔细了。他的话跟我对香港的一贯看法不谋而合——香港的经济成功,归功于习惯法的妥善照顾。要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最见效的方法,或许就在于培养一个良好的商法传统。

结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刚好三年,要选取好的角度,才能有启发性地评估眼前的经济数据。有些繁荣可能稍纵即逝,有些萧条却可能蕴育重大的转机;有些经济问题是迫切但并不重要的,而有些隐患是慢性但致命的。

在本文讨论的四个问题中,最迫切而不重要的是外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长远而言,任凭外国的利益团体再怎么折腾,也无法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洪流。其次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长远而言,货币是中性的。或许当大家都不留神时,中国就会改变钩紧美元的政策。

我真正担心的是国企改革不彻底、公众舆论对商业行为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商法实施乏力等问题。它们似乎不那么迫切,但恰恰影响着经济体的根基。要评估中国走向全球化的中长期结果,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看贸易战役的胜负,也不是货币政策的博弈,而是国内的产权改革和商法建设。只有全面落实转让权,建立和健全商业法律,中国才能跨越增长的潜在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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