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优势就是缩小贫富分化

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更多地表现在“饱与饿”、“生与死”和“健与病”的差别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质非常丰富的社会里，富人就只能在较为奢侈的消费上展现其优势。

市场经济的优势就是缩小贫富分化

薛兆丰 
2009年8月12日

批评茅于轼老师的短评发布后（见这里），收到读者来信给出的链接，读了茅老师的“八十自述（见这里）”，多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一再出现矛盾。

在“八十自述”的结尾处，茅老师写道：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

这是说，茅老师不仅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不均，而且认为应该靠穷人人多势众，通过普选来对富人进行剥夺，从而缓解甚至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对此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茅老师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牢靠的，他对市场经济的辩护会帮倒忙。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其中极大一条好处，就是缩小了贫富不均，而不是制造和扩大了贫富不均。市场经济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财富，是无中生有的财富，它使得所有人（包括任何标准下的穷人和富人）都活得更长、更健康、更丰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每个人的状态都有绝对的提高，都能过上过去即使是上层社会都未必能过上的生活。

在非市场经济下，资源不仅也是稀缺的，而且往往是比市场经济下的更稀缺。要争夺这些资源，人们往往不通过钞票，而是通过各种特权，而后者的悬殊，是什么吉尼系数所无法统计的。茅于轼老师在“八十自述”中提到一位被茅太太风姿所倾倒的高官。这位高官能在冬天享受室内游泳池。这种贫富分化，虽然统计数据反映不出来，但仍然是显著的，而且不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

究竟哪里的贫富分化更悬殊？我的老师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曾经问：假如上帝对你说，我要惩罚你，让你来世做个穷人，但你可以选择在哪个地方做穷人，那么你会选在哪里做穷人？我也想顺势问读者：假如上帝对你说，我要奖赏你，让你来世做个权贵，而且你可以选择在哪个地方做权贵，那么你会选在哪里做权贵？

诸位，审视一下自己的两个答案，就可以比较出究竟哪些社会的贫富悬殊更严重。

我的观点是：无论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都永远存在着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物质更匮乏，贫富分化更多地表现在“饱与饿”、“生与死”和“健与病”的差别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质非常丰富的社会里，富人就只能在较为奢侈的消费上展现其优势。从边际效应递减的角度看，社会越发达，贫富分化程度就越低，而市场经济是这一进程的唯一功臣。茅于轼先生认为“市场经济一条极大的坏处就是贫富不均”，是对市场经济很大的曲解和抹黑。

第二点看法，是茅老师其实是个“福利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普选这句话尤其扎眼：谁代表穷人的利益，就选上台，不代表穷人的利益，就轰他下去。世间多少罪恶曾假穷人之名！茅老师自己说过：“真正的经济学家全都是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的都是假经济学家（见这里）。”但根据“八十自述”，我认为茅老师是个左派经济学家。按美国的用词习惯，他是个Liberal，而绝不是个Libertarian。

差别在哪里？对Liberal来说，一个人偷东西，是不道德的违法行为；但一群人，通过选举，对富人进行剥夺，就变成了道德高尚的事情。然而，Libertarian却不这么看。他们赞成慈善，但只赞成自愿的慈善。威廉斯教授说（见这里）：

如果强奸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那么轮奸就不应该是比较高尚或比较有道德的。有些人恐怕不同意我把福利、公办医疗保险和农业补贴称作“盗窃”，而喜欢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称为“收入再分配”。照那么说，我们是否也可以让政府来审批政府支持的强奸，并称之为“安慰再分配”？

既然茅老师认定了“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富人温和地剥夺”，既然有了这一条，那么他在为市场辩护时常常出现矛盾（见这里），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只要他认为合适，就运用合力来劫富济贫；只要他觉得不合适，就按市场原则办。至于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不合适，外人无法推测。例子之一，就是茅老师关于“廉租房”的看法。

在2009年4月22日《东方早报》的报道里，茅老师反对“廉租房”（见这里）：

茅于轼还认为，廉租房扭曲了房地产市场。他说，如果政府发钱给该享受廉租房的人，比如廉租房租金每月200元，政府可每月发放给应该享受廉租房的人200元，让他们自己去租房，或者这些人拿到钱用来做别的，这样就不会使市场扭曲。

时隔不过三月，在同年7月6日的凤凰台的电视节目中，他赞成“廉租房”（见这里）：

政府有义务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起码的条件住，没有义务保证满足每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望，欲望就多去了，我不但要有房产，我还有别的好多，要钻戒，我还要宝马车，政府没有义务满足这些欲望，但是有一个义务让人有一个地方住，而且这个地方还算可以……

那么茅老师究竟主张什么？

茅老师的对手马光远说：“我认为两者都是需要的，廉租房也要，经济适用房也需要。”我不认为茅于轼有能力反驳马光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道的同路人。既然“政府有义务让人有地方住，而且这个地方还算可以”，那么剩下就是谁够不够穷，以及地方算不算可以的问题了。同样，既然教育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的途径，受教育，包括进入图书馆，已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那么政府有没有义务让人免费上大学，而且这大学的质量和名气还可以呢？有了“合力对富人剥夺”这一条，茅老师自己就能随时跟自己的主张过不去。

相关阅读：

1. 薛兆丰，《经济学通识》，2009年5月.
2. 薛兆丰，《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2008年10月.
3. 薛兆丰，“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2003年8月.
4. 薛兆丰，“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2006年7月.
5. 薛兆丰，“民主不是自由”，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