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
我的回答是：其目的跟炮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一样，即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中国在发展，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即使贫富更加悬殊，也比三十年前人人都穷当当强。
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2006年7月18日 星期二
国内很多快餐馆，都有“加州牛肉面”供应，大致上是汤面加块状牛肉，味道不错。但你假如问来自加州的美国人，他们会告诉你，美国加州不仅从来不以牛肉面驰名，而且连汤面也很难找。“加州牛肉面”的渊源无从考，但它们肯定只是“中国产的加州牛肉面”。
国内经济学家，也经常把五花八门的“国际警戒线”挂在嘴边。房价高了，就说地产泡沫的国际警戒线已到；存款多了，就说内需不足的国际警戒线已到；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说基尼指数的国际警戒线已到。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用来吓唬自己人的“中国产的国际警戒线”。
就拿“基尼指数”来说，这个指数是有的，是个概念，是衡量贫富分化的概念。但是，它的核算方法，五花八门，没有定则；其次，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况且，即使这个指数可以合计出结果，其结果的现实含义，也是学者胡乱强加的。谁定的“国际警戒线”？到了“国际警戒线”又如何？就有暴动？
说得详细一点。目前各种基尼指数的计算方法，都是以人群的“即时收入”为基准的。但事实上，收入的差异应该从“终身收入”的基准去考察。
这跟体重的走势有几分相似。每个人小时候都很轻，慢慢才增重。从“即时体重”的角度看人群的体重分布，结果一定是：人群的体重极其悬殊——有人很轻，有人很重，往往相差几十公斤！而且，要是遇到生育的高峰期，一下子多了很多小朋友；或者营养条件开始逐步改善，发胖的人忽然增加，那么，统计出来的结果，就会显示“体重悬殊”问题激化。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以“终生体重”来衡量，即追踪记录每个人一生各个时期的体重，然后再比较他们的“终生平均体重”，那么“体重分化”的情况，就远不至于那么悬殊。换言之，您即使跟一个婴儿比较，也大概只有不超过10公斤的“终身体重”差距，而不至于有超过60公斤的“即时体重”差距，因为婴儿将来是要长大的。
对“贫富悬殊”的统计方法来说，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改用“终生”的角度，先统计每人“终生收入的现值”，然后再作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定任何一批同时代的人，追踪他们的终生收入，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作出修正，那么贫富分化的情况，就不可能如此悬殊！
问题是，以“终身收入”为基准的核算方法，必须耗费数十年、甚至跨世纪的个案追踪，成本太大，不能为那些为政府政策鸣锣开道的所谓学者之用，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采用蹩脚的“即时收入”基准。结果，这样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没有说服力。
基尼系数除了计算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还有取值的问题。在计算基尼系数时，究竟应该取哪些数值、应该忽略哪些数字、如何量化一些非货币的指标，都是没有共识的经济难题。周其仁教授最近遇到一些“基尼系数专家”，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没饿死，基尼系数该怎么算？”
再有是“基尼系数”的现实含义。系数高一点，会怎样？低一点，又会怎样？故事是可以编的。你可以跑到世界任何地方，计算那里的基尼系数，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基尼系数联系起来。拿到科研经费，我恭喜你有机会跑一趟；但不要试图说服我，给你个基尼系数，你就有本事告诉我将会发生什么。
有了上述的经济学准备，再看最近FT中文网上“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之争，是非就更加清晰了：任何人群，一定有收入中位者；围绕这个中位者，一定可以按比例划出一个中产阶级。中国当然有中产阶级，这是顾名思义的有、顺理成章的有，by definition的有，为什么这么多人试图否认它的存在？
我的回答是：其目的跟炮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一样，即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中国在发展，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即使贫富更加悬殊，也比三十年前人人都穷当当强。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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