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担心
郎咸平非常聪明，学问也非常好，晓得有针对性地组织数据来证明国有企业的高效。我的担心，是这么善于利用数据的教授，加上国内那么多不懂经济但很有良心的学者，再加上认为理所当然要分一杯羹的老百姓，这些人联合起来，要扳倒几个民营企业家不是不可能。扳倒几个做饼的事小，以后没人做饼事大。
我的担心
薛兆丰
2004年9月10日星期五
讨论郎咸平问题，得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经济学对产权的阐释。不明白这个阐释，就不可能明白两点：一，国有绝对不是人人有，而只能是官员暂时有；二，官员暂时有，其结果就必定是国有资产流失。
不明白第一点的人，会产生义愤，说谁谁谁侵吞了自己有份的资产。殊不知这很天真，因为那资产从来未曾属于过他。不明白第二点，就会产生幻想，以为世上有办法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殊不知这也很天真，因为只要缺乏“转让权”，官员就一定会滥用手中暂时掌握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从而破坏资产的长远价值。
你要是跟不明白的人讨论，就觉得是鸡和鸭讲，完全无法沟通。他们从这两个不明白出发，可以滔滔不绝，把学到的历史知识、伦理学知识、财务知识、管理学知识全都用上：公产的历史起源啦、某某哲学家如何定义公平啦、财务上如何科学地定价啦、什么委托代理人理论啦……可这些全都扯远了。
第三种不明白，是在如何分掉国有资产问题上。人们大谈公平，因为大谈公平很讨好，显得很有良心。但这种所谓的良心，是跟智力成熟冲突的。非常可惜的是，很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显然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学，其自由主义立场就必有隐患。
实际上不可能有他们人心目中以为有的公平。我指的还不仅仅是营私舞弊。营私舞弊确实不可避免，但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饼的大小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分一个已经做好的饼。现在是面粉都快发臭了，饼还没做出来，而饼即使做出来了，其大小也取决于谁来做、谁来分。这时候你要追求所谓的公平，说那堆快发臭的面粉原来是多少钱买回来的，所以每个人也应该分多少多少，那有能耐的人就干脆不去领头做饼了。
不仅如此，问题还要更深一层。我们必须成熟地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事前看，并不知道谁能把饼做大；而事后看，真能把饼做大的人可能也仅仅是靠运气。这要求我们的社会舆论要有海量，在公平问题上放一马。也就是说，不仅在事前鼓励那些貌似有本事的人去尝试，还要预计到必定有人会失败，更要保障那些看上去靠运气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不受事后清算。
郎咸平非常聪明，学问也非常好，晓得有针对性地组织数据来证明国有企业的高效。我的担心，是这么善于利用数据的教授，加上国内那么多不懂经济但很有良心的学者，再加上认为理所当然要分一杯羹的老百姓，这些人联合起来，要扳倒几个民营企业家不是不可能。扳倒几个做饼的事小，以后没人做饼事大。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给作者留言（不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