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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丛生是改革之障

Posted on Friday, March 25, 2011 at 10:16 pm

通货膨胀是央行发钞机制出了问题,扭曲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信号系统;而由通货膨胀诱发的诸多管制,不仅不能修理央行的发钞机制,还为改革设下了更多路障。即使等到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它们也还会盘根错节地留存。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12)

管制丛生是改革之障

薛兆丰
2011年3月28日

通货膨胀下物价腾贵,国民怨声载道,政府顺水推舟,推出这样那样的管制措施,这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当然,只有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才可能抑制通胀;管制措施不仅无法压抑通胀,而且还会为经济复苏埋下更多的隐患。然而,各国政府通常会在各行各业先找一阵替罪羔羊,实施一轮徒劳无功的管制,才会迷途知返,设法关上货币涌出的阀门。当前中国似乎正面临这个陷阱,让我在这里作个记号。

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有两个方面的主因。其一,是多年来坚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拒绝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而带来的“引入性通胀”。市场上一块美元换五块人民币,我们坚持塞给老美八块。这就是人民币坚持不升值的意思,其实质是央行给外汇持有者送礼。结果,大量外汇为了追逐央行的礼物而涌入国境,造成人民币增发;同时,大量国内企业通过出口先赚得外汇,然后再用外汇换取央行的礼物而增加利润,也同样导致了人民币的被动增发。这种坚持通过人民币不升值来刺激出口的政策,是产生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通胀的另一主因,是为了应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可能产生的的余波,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这些措施的特点,是政府消费代替了私人消费、政府投资排挤了私人投资。其后果,是一般地造成了财富的浪费;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弥补巨额开支,会进一步放松银根,增加信贷。上述各种因素加起来,效果就是财富相对减少,货币相对激增,即通货膨胀加剧。

错上加错,是接踵而来的管制。官员们或许真心以为、或许只是为了从众而暗示,形形色色的管制可以把物价——尤其是地产价格——压下去。已经实施和正被倡议的管制,如“收入再分配”、“用累进税来限制购买”和“强化户籍制度”等,都是于压抑通胀无益,于市场体制建设有害的,在机理上混淆因果,在对策上缘木求鱼的。

先谈“收入再分配”。我曾经反复解释过,常用来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是个很有问题的指标。“基尼系数”衡量的是人群在一刹那的收入分布,而不是人群终生收入的折现值的分布,所以它掩盖了人群结构对这一数值的影响。

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成年人走进幼儿园,他会明显影响了园内的体重分布。看上去,大部分孩子都很轻,只有个别的大人是重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试着去比较所有人的终生平均体重,那么得出的结果将会迥然不同:从终身的角度看,比从刹那的角度看,人与人的体重之别要小得多。

仅仅看“基尼系数”一个数值,没有办法分辨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刹那的收入差距。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是贪污腐化,可能是行政垄断,可能是新入职者的比例上升,可能是教育机会增加而延长了年轻人的负收入期,可能是社会贴现率降低导致了耐用品的增值,还可能是海外人才涌入。

这是说,导致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有多种,有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单看基尼系数,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个变量在起作用,逞论好坏。说只要基尼系数增加就令人担忧,是故意混淆其中的复杂因果关系;说要采用“收入再分配”措施来调节基尼系数,就是药石乱投,因为行政垄断和贪污腐败等症结并未得到直接处理。

目前流行的另一类管制,是呼吁通过税收政策来压低房价,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当然,税收是一种惩罚,或一种政府对资源的分占。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姆齐定律(Ramsey Rule)的含义之一,是政府征收的房地产交易税,由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共同分担,分担的比例与政府的规定无关,而是由买卖双方的相对的供给和需求弹性而定的。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的税收(即分占)只会推高而不会压低购房者支付的单位面积房价。

有朋友问:假如对房产买家按套征收累进税,即买的套数越多,服从的税率越高,能否起到压抑房价的作用?我的回答是:若按套收累进税,人们就会转向单套大面积的住房;若按面积收累进税,人们就会转向单套高楼面的住房;若按住房体积来收累进税,真做到按人头凭票供应,那么开发商就捂盘惜售;若真逼着开发商向本来买不起房的人低价出售,那开发商就只能选择不再继续开发。要知道,把富人杀了,结果是没人再生产法拉利了,而不是穷人都用上法拉利了。

在众多管制措施中,危害最大的,恐怕是强化户籍制度的倾向。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经济奇迹”,是土地使用权转向私有、打开国际贸易之门、以及人力资源的私有化等因素共同创造的。所谓人力资源的私有化,很简单,就是每个躯体放到哪里、如何使用、如何享受的问题,不再由计划官员决定,而由长在这个躯体上面的那个脑袋决定。就这么简单的改革,使得十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从计划经济下的“串联决策机制”,转到了市场经济下的“并行决策机制”上来,由此激发的能力是按指数方式递增的。

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显然是绊脚石。如果说过去这些年来,它的弱化极大地帮助了经济发展,那么现在以所谓“城市承载力”为理由,对户籍制度进行强化,就只会束缚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使得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货币流量相对增加,从而激化而不是缓解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症状。

通货膨胀是央行发钞机制出了问题,扭曲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信号系统;而由通货膨胀诱发的诸多管制,不仅不能修理央行的发钞机制,还为改革设下了更多路障。将来,即使等到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它们也还会盘根错节地留存。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深谋远虑地防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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