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地而生的代价
大势是：中国农业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剧增，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只要不弄得太繁琐，把土地分给农民是可取的，既可让农民得到一点财富积累，又可让土地的农工用途转移得到产权保障。认为农民永远是农民，不得不附地而生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
附地而生的代价
薛兆丰
《南风窗》2003年7月上
上期文章对收容制度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废除收容制度的障碍。国内的收容制度，本来只是针对乞丐，但在执行过程中，被各地用来普遍地针对外来劳工。这是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在作怪的缘故。
舆论的注意力不应该被分散。整个事件的症结，不是某个大学毕业生被打死，不是个别执法人员要文明执法，不是收容制度要规范化，而是应该废除收容制度，并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境内迁徙不受任何地方保护主义的刁难。
进一步说，大批农民向城镇迁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将来若能雄视天下，不会是因为农业，而只会是因为手工业、商业、甚至金融业。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
农业不是中国的强项。“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说多了。澳洲的矿山，含铁量可以达到90％以上——所谓资源丰富，可以有这样的含义；美国农民只是“小猫几只”，不仅供养了本土居民，还常年有大量农产品出口，这是托天与地的鸿福了。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并不可观。各自为政的生产规模、挥汗锄禾的生产水平，基本上一如既往，离“现代化”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不恰当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笔带过。要了解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得谦虚地请教农业专家和基层干部。
我的异议只是：所有这些农业弱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应该理解为“中国农业的成本高”，而不是相反，不是一些“三农”问题权威所理解的“成本很低”。这是意味深长的分歧。
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农业成本很低，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农民贫穷，要求的工资微薄。工资微薄，想当然就是成本低。但成本的概念不是这样。成本是你为了达到目的，所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不得不丧失的最大机会。
一个男人想生小孩，成本是很高的，即使他要的报酬很少，甚至分文不取；同样道理，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达到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成本也是很高的，即使农民收取的报酬可能很低。成本的概念，首先得与产出相联系，以效率的标准来看。
成本还得从丧失机会的角度看。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成本，两者没有区别。我童年时认识一位中英混血的长辈，在英国学飞机设计，后来回到国内定居，适逢文革，只能在中学教英文，每月工资虽然只是40元，但他教英文，成本何其高！
道理就是这样：教英文的工作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于是各人的成本就不一样。只要机会有变，成本就有变。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农地还是那些农地，但改革开放的成功，改变了农民的机会，也就提高了务农的成本。汹涌的民工潮，说明一个事实：务农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了。
有一种普遍的主张，就是既希望把土地分给农民，又反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其潜台词是：中国农业规模不能减，农民人数不能少；农民能且只能附地而生，所以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不能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否则土地就迟早落到资本家、企业家等“强势集团”的手上，农民就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
然而，只要看到中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相对劣势，看到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只要理解了成本的正确含义，就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古怪之处——要八亿农民继续附地而生，何止是一相情愿，简直就是与经济发展的洪流作对。
我当然赞成尽快明晰农地的产权。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土地分给谁都不要紧。分给懒人可以，分给傻瓜也可以。不管是懒人还是傻瓜，只要他确实可以行使土地产权，那么土地就迟早会落到最合适的人手上。可能是大财主，那又何妨？
土地第一手分给农民，当然好。分给他，他就得到了，是从无到有的得到。他可以自己耕作，可以请人代耕，还可以出租，甚至出售。但无论他如何处置，都不改变他分得土地的事实，都不改变他处境得到改善的事实。他或许转身把土地卖了，那只能说明钱对他来说更重要。
大势是：中国农业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剧增，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只要不弄得太繁琐，把土地分给农民是可取的，既可让农民得到一点财富积累，又可让土地的农工用途转移得到产权保障。认为农民永远是农民，不得不附地而生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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