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迁徙的障碍
一位大学毕业生最近在广州收容所被打死，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普遍认为，不仅应该彻底调查遇难者的遭遇，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还应该深刻检讨各地普遍实施的收容制度，从法制、人道、经济等角度，考问收容制度存在的理由、实施的效果、以及废除的可能。
自由迁徙的障碍
薛兆丰
《南风窗》2003年6月下
一位大学毕业生最近在广州收容所被打死，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普遍认为，不仅应该彻底调查遇难者的遭遇，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还应该深刻检讨各地普遍实施的收容制度，从法制、人道、经济等角度，考问收容制度存在的理由、实施的效果、以及废除的可能。
得先退一步承认，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总会犯错，有一个人被打死——哪怕这个人是个大学生，甚至是个留洋归来的博士——都只能说明有人失职，甚至有人犯罪，说明这个制度有待完善，而未必证明这个制度不合理而需要废除。
多年以前，我从深圳龙华的军营里集训出来，皮肤黝黑，粗声粗气，满身臭汗，在深圳火车站附近闲逛时，遇到公安厉声截查。看过证件，知道我是大学新生，他们态度骤变，齐声道歉：“打搅了，职责所在，不好意思。”百分百原话，记忆犹新，但丝毫不能冲淡我的厌烦。
我们今天的诉求，不仅仅是要司法人员对待大学生彬彬有礼，甚至不仅仅是要他们在收容和遣返“三无人员”的过程中文明执法，而是要质疑收容制度本身，并探讨废除收容制度的障碍所在。
推行收容制度的背后，有三个普遍接受的理由，一是流动人口影响当地治安，二是流动人口影响当地就业，三是流动人口增加了当地的社会成本。
一，治安的理由，其实并不成立。是的，低收入的流动人口，犯罪率可能的确比较高；但是，强迫这些低收入的流动人口，交纳一笔可观的费用，然后通过繁琐的手续办理一系列证件，对降低犯罪率并没有任何帮助。没有听说办了证就不犯罪的。
是的，对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加强警力是必须的，这毋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然而，既然坏人不会因为办了暂住证而不做坏事，好人也不会因为没办暂住证而变坏，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维持治安作为借口，强行收容和遣送没有暂住证的人。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看，暂住证是多余的。身份证足够了。
二，就业的理由，也似是而非，其实质是地方保护主义。香港在八十年代末期，经济高速增长，建筑、制衣、家政等行业，都面临严重的劳力短缺。然而，这些行业的工会，为了保持收入水平，纷纷组织起来，敦促政府通过了严格的法规，限制了外劳输入。
其结果，是在维护了局部本地工人短期利益的同时，削弱了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抬高了香港居民整体的生活成本，后来还促使了香港工业的大规模北移。香港至今还在承受劳动力价格过高的痛苦。这个教训，内地应该汲取。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人口增加了，不管新增人口的素质如何，不管这些人口带来的资金多寡，只要新来的人并非不劳而获，那么总体生产力都是同步增长、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会被拖垮的。
这是因为，劳动力始终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当劳动力大量涌入后，除了当地原有的“同质”劳动力会贬值外，城市内部所有其他资源（包括楼宇物业、饭店市场、医院学校、甚至原居民的人际关系），都必定增值，而城市的总生产力和总经济价值，是必定提高的。
反对外地劳动力的，永远只是那些当地的“同质”劳动力。香港的例子很清楚。本地建筑工人反对外来建筑工人，本地制衣工人反对外来制衣工人，本地会计师反对外来会计师，而其他人永远是欢迎的。
说穿了，劳动力在城与城之间流动所遇到的阻力，与商品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所遇到的阻力是一样的。一个有远见的国家，必定会抵制本国局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对外来商品奉行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同理，一个有远见的城市，也必定会抵制本地局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对外来劳动力奉行自由流动的政策。
三，社会成本的理由，是指外来人口分占了当地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设施，包括道路、公车、医院等，所以必须让外来人口交纳“城市增容费”，并以暂住证为凭。这一点言之成理。问题是，新增的社会成本，不仅难以核算，而且难以分摊，征收费用的成本过高。所以，放弃另行征收增容费，而改为统一从一般性税收中收取，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从治安、就业和社会成本三方面看，收容制度都并不可取。在思想上，要达成废除收容制度的共识并不难。难的倒是，有些执法人员借收容制度假公济私。这些人是改良和废除收容制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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