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忧虑中国农业
外国廉价农产品流入，不应该忧虑；中国农民和农地放弃高成本的农业，转营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也不应该忧虑；惟一要忧虑的，是阻碍农地转营、阻碍农民转业、迁徙和就业的陈腐观念和政策限制。
不必忧虑中国农业
薛兆丰
2001年12月3日
中国“入世”后，社会上有各种情绪，忧虑的，喜悦的；抵触的，欢迎的。这里谈一种常见的心态，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不必要忧虑”。
大家知道，中国农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这是说，那么多中国人，占用那么多土地去耕种，实际上放弃了很多其他的发展机会；要是这些人和土地用作别的用途，他们本来是可以生产出比农作物更值钱的产品来的。
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反过来说，只要农业转营，农民流入城市，国民收入就可以大大提高。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入世”后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农业。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说：“一些国家每年给农民的补贴几千亿美元，而我们给农民的补贴很少。想起中国农民生活的苦况，我就难过。外国的谈判代表不让我们补贴农民。我说你们还有一点良心没有。这是原则问题，谈判中我们绝对不让步。”
其实，只要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转业，让农地可以自由地转为其他用途，就用不着那么忧虑了。北京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论证，中国“入世”后农业不会受到冲击。这种结论好像是为了给“入世”鸣锣开道，保驾护航，但中国“入世”，是用不着用这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来辩护的。
合理而令人乐观的辩护是这样的：农业一定会受到冲击，但冲击对农民是有大利的，农民会欢迎这些冲击。今天，如果强迫农民继续种田，他们的日子当然不好过了；就算顶着外国农民的压力，尽量给中国农民发放补贴，他们的困境也还是难以根本改善。但如果把土地转用为工商业，土地的回报就会急升。农民高兴都来不及，何须为他们愁眉苦脸？
过去，农民在计划经济的指令下种田，现在我们将要打开国门让外国农产品进来，中国农民恐怕要占下风，所以就补贴他们；外国农民反对，于是跟外国农民谈判，坚持要补贴我国被强迫从事缺乏“比较优势”行业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农民非种田不可吗？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种田呢？这恐怕是因为250年前重农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因为害怕如果不自己种田，就会被别人牵制。
不过，重农主义思想，遇到200年前的亚当·斯密，就已经溃不成军了。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精彩：“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更何况，外国（例如美国）盛行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业，以致农业产量过剩。廉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纳税人补贴了中国人的饭碗。世界上没有倾销这回事，但若真有，“被倾销”的国家岂不是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啊！
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农民的比例必然要大幅下降，大量农民免不了要进城。说城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世上本没有城市，去的人多了，便有了城市。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是补贴他们，也不是设置关税阻止外国农产品流入中国，而是尽量放开对农民的束缚，给土地转营的方便，给农民转业和流入城市的方便。
外国廉价农产品流入，不应该忧虑；中国农民和农地放弃高成本的农业，转营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也不应该忧虑；惟一要忧虑的，是阻碍农地转营、阻碍农民转业、迁徙和就业的陈腐观念和政策限制。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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