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犯莎朗·史东的错误
须知“多难”不是那么容易“兴邦”。从“多难”如何转变为“兴邦”，不是一个向小学生可以问得答案的问题，而是必须由成人经历深刻且痛苦的反思才会有所领悟的问题。
不要犯莎朗·史东的错误
薛兆丰
2008年5月29日
影星莎朗·史东（Sharon Stone）说了一番引起强烈不满的话（带汉语字幕的视频见这里，英文脚本及汉语译文见这里）。
她是说：这之所以很有意思，是因为她原先不满意A族群对B族群不友善的行为，而且她与来自B族群的某人是好朋友，所以当A族群遭受地震之苦时，她想过那是不是一种报应；但后来，当一些来自B族群的人打算前往当地援助，并请求她说几句支持的话时，她便哭了，因为她觉得上了深刻的一课——即使别人对你不好，你有时也必须学会低下头侍奉对方。
必须指出，史东所说的“很有意思”，是形容她上述的整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而不是指“地震”或“A族群遭受地震之苦”。我知道，有人要靠曲解来增进愤怒，但这在Youtube时代显得尤其不光彩。
史东的错误——即使在她自觉已经上了一课后仍然没有意识到的错误——是我在大约5岁的时候犯过的错误，那就是用“集体概念”进行思考。
我在大约5岁的时候，经常日复一日地与其他小朋友争论，究竟姓周的人是不是比姓林的人更好，而姓林的人又是不是比姓刁的人更好。我那时想：姓周的人当然是最好的，姓林的人就一般，而姓刁的就最差，因为只有刁德一那样的人才会姓刁。
那些争论没有什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晚上向父亲投诉，要求主持公道。父亲总是回答：无论姓什么，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个过程重复过很多次，一直到我长大。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才学会有意识地尽量不以“集体概念”进行思考。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渐进的。直到我阅读布坎南（J. M. Buchanan）和图洛克（G. Tullock）的《关于一致意见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的第2章时，仍若有所得。
今天在史东的谈话中，显然看到了我当年的错误。在她的思维里，始终只有“A族群”和“B族群”集合概念，也始终只有“A族群遭殃”、“B族群援助”这样的全称判断。只要你限於使用这样的“集体概念”进行思考，对世事的认识就永远幼稚，IQ再高也无济于事。
然而，史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今天海内外许多华人常犯的错误。美国“911”世贸大楼倒塌的时候，不少人鼓掌大叫“美国人活该”。试问这“美国人”的概念是不是太泛了？据传家乐福某个股东做了被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就能一呼百应地抵制所有念得出名字的法国货。试问这“法国货”的范围是不是太广了？
地震之后涌现了许多感人故事，文人墨客就诗兴大发，赞叹“神州大地”怎样、“炎黄子孙”如何。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主人公们是因为他们是具体的人——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父亲、是母亲、是有责任感的士兵、是有同情心的过客——才为之，而不是发现自己是“炎黄子孙”才为之？
其实，西恩恩某个言责自负的主持人说了句什么，荷里活某个信因果报应宗教的女星说了句什么，对中国老百姓的福祉根本不造成影响。以前有人十年如一日诬蔑别人生活得水深火热，又何尝动过人家半根毫毛？又何尝听过人家抱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然而，另一方面，频繁且大规模的集体愤怒却很容易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影响大家对事情前因后果的反思，例如“希望工程交谁操办才更有希望”的问题（见这里），又例如“是善款不够还是剩下的善款不够”的问题（见这里）。
须知“多难”不是那么容易“兴邦”。从“多难”如何转变为“兴邦”，不是一个向小学生可以问得答案的问题，而是必须由成人经历深刻且痛苦的反思才会有所领悟的问题。而要作深刻且痛苦的反思，第一步就是摆脱以“集体概念”进行思考的习惯。简单说，就得从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质问辩论对手“是不是中国人”学起，否则就是犯了跟史东一样的错误。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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