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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之间的信任

Posted on Thursday, July 14, 2011 at 12:32 am

讨论的要点,是哪种方案更充分地考虑了人性、考虑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自动均衡能力、考虑了自发衍生的市场机制的功能、考虑了管制所诱发的反作用、以及考虑了官员的经济效率和国营的体制成本。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17)

医患之间的信任

薛兆丰
2011年6月13日

上期谈“信息不对称”,即这么一种情境:有些事一方确知,而另一方不确知。这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不奇怪,奇怪的是市场如何克服、并建立互信机制来促成交易的。尚待本期讨论的是:医疗服务是否例外?医疗领域有没有欺骗?医生是否天生就要欺骗?是什么妨碍了医生诚实地谋生?医患之间如何建立信任?

医疗也是商品,与其他商品无异,也服从经济规律。医疗服务必须耗费人财物。培养一个独当一面的医生要多年时间,而器材和药物也占用大量资源。正因如此,医疗服务的质量有优劣之分,而医疗服务也总是在进步过程之中。如果资源并不稀缺,或医疗不需要耗费任何资源,那么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无限扩张。

然而,坊间流传一套叫做“诱导性需求”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大量医疗服务,其实是病人不必要的。医生之所以诱导病人购买这些服务,只不过是在利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赚钱。该理论推断,只有让国家来供养医生,让病人看病吃药全免费,从而割断医患之间的买卖关系,才能避开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消除医疗领域的欺诈现象。

那究竟医疗服务是不足还是过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清“特定的医疗服务”与“抽象的医疗服务”之别。病人对前者的需求总是有限的,但对后者的需求则总是无限的。经济学要解释的是,在什么情形下,市场会过度供应“特定的医疗服务”,而未能有效地提供“抽象的医疗服务”。

以饮食为例。人们对任何一种特定的食品——如馒头——的需求总是有限的。人们每顿顶多只能吃几个馒头,此外就是多余的了。然而,人们的食欲,却从不限于馒头。只要资源足够丰富,人们的胃口就会迅速从馒头扩展到肉类和酒类,而肉类和酒类势必消耗大量本可用来制造馒头的粮食。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对饮食的抽象需求——营养和美味——是无限的。

在医疗领域,情况相同。人们对某种药物、或某种手术的需求总是有限的。病治好了就不需要再吃抗生素,婴儿生下来以后就不再需要剖腹产,确诊了是感冒就不需要验血。然而,尽管病人对特定的医疗服务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他们对抽象的医疗服务——即增强体能、减少痛苦、延长寿命——的需求则是无限的。资源只要充分可得,那就可以转化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医疗服务。因此,抽象的医疗需求从来是无限的。

问题是,为什么抽象的医疗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医生又同时故意向病人提供他们实际并不需要的特定的医疗服务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医疗行业有太多管制,以致扭曲了医生正常的行医模式;二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自由竞争,以致前文所介绍的各种消弭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安排,都无法在医疗领域发挥作用的缘故。

医生故意向病人提供不必要的服务,就是典型的“搭售”,或曰“捆绑销售”。其主要成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政府对诊金实行的价格管制,二是公费报销制度诱发的浪费。

法律经济学之父迪瑞特(A. Director),其开山之作就是关于捆绑销售的研究。他指出,一个能在市场上靠其产品获利的卖家,不可能通过搭售其他产品,来获取超额利润。换言之,任何卖家都能凭借其产品的优势赚钱,但不可能通过搭售来赚两次钱。因此,市场上常见的捆绑销售现象,都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而其一就是“规避价格管制”,即通过强行搭配其他商品或服务,把被价格管制压下去的差价补回来。

医生看病,卖的是“诊断”。诊断只是一段话,吃药或不吃药,开刀或不开刀,大事还是小事。医生出售诊断,本应得到充足报酬,并以诊金或挂号费的形式支付。问题是,现在挂号费受到严格的价格管制,挂号费严重偏低,这是诱使医生通过搭售来弥补收入的主因。不难想象,若政府对房租实施价格管制,将1000元的月租压至800元,那么房东就会设法搭售一条200元的门匙。

要遏止医生在出售诊断的同时搭售不必要的检验、药物和治疗,关键是要解除对诊金的价格管制,让诊断的质量与其报酬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医疗服务与其他商品并无本质,要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恰恰要借助市场,要尽量促进各种市场机制——尤其是本栏上篇所介绍的第三方担保、品牌、以及垂直整合等方式——的自发形成。

历史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提出过,用互相竞争的连锁医院品牌来取代垄断的行医执照的建议。众所周知,发放行医执照,是医师行会独揽的特权。这种卡特尔,通过限制医师的供给,提高了执业医师的收入,增加了病人的负担。弗里德曼主张,让不同品牌的连锁医院,自行承担品质检验、成本核算、售后服务等责任,让它们在市场上竞争,从而降低病人的负担,并产生持续提高行医质量的动力。

整个构想涉及许多细节,一篇文章无法穷举,但让我仅以抗生素为例。滥用抗生素,会提高病人的抗药性,为病人未来的治疗埋下隐患。然而,医生为了显示药到病除的本领,有不惜滥用抗生素的倾向。这是“今天的医生”对“明天的医生”所造成的外部负作用了。市场的解决之道,就是“内化”外部性,即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同时也成为明天的医生,即形成长期专向服务的家庭医生制度;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和明天的医生同属一个大的连锁医院,以品牌作为约束,以致医生们会主动地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平衡边际损益,提出恰如其分的治疗方案。

医疗并无奇异之处,只是众多商品中一种;医生假如能够通过诚实地出售诊断服务,而恰如其分地赚钱,他们就不仅用不着搭售,而且得承受搭售所带来的副作用和毁誉;是市场而非政府,才是衍生各种对付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的场所;也只有医疗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或病人的钞票投票——会逼着每个医生爱惜自己的声誉,站在其委托人即病人的立场来平衡每个治疗方案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在比较市场与管制、私营与国营的优劣时,讨论的要点,不是有没有信息不对称,而是哪种方案更充分地考虑了人性、考虑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自动均衡能力、考虑了自发衍生的市场机制的功能、考虑了管制所诱发的反作用、以及考虑了官员的经济效率和国营的体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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