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
李子旸和周克成们当然知道其中的窍门，向公众投其所好是举手之劳，但他们要树立另一种形象，那就是站在他们以为然的知识一方说话。
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
薛兆丰
2009年9月22日
对投票的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事实是：每个人的投票行为，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几乎是零，至少比在去票站的路上发生车祸的几率要低得多。但人们还是很喜欢去投票。问题是：为什么？
答案是投票具有个人标榜的效果。人们是冲着这个效果去投票，而不是冲着改变投票结果去投票的。被提出来用投票解决的问题，都是公众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投票，可以标榜自己的对公众问题的立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受你自己的高尚之处，而自己去投票的行为对投票结果造成的影响，以及投票结果引发的社会后果，则由于一己的投票根本无足轻重，所以不在每个人的考虑之中。
举例而言，在市场领域，你到商店买块豆腐，那么你就买到了一块豆腐。你替自己做主，付的均由己出，得的均由己受。这种情况下，你去买块豆腐，说明你真的要一块豆腐，说明你认为那块豆腐比你付出的那两块钱更物有所值。然而，在公共领域，面对自由贸易、保护民族工业、最低工资法、新劳动法、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春运提价等议题，你的赞成或反对，对你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和将要承受的后果，都几乎不造成任何影响。你去赞成或反对，给你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你标榜自我的效果。
“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两者内在的经济机制迥然不同。这解释了社会上大量的“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有些人自己选择留在美国教书，但在国内却发文章呼吁中国人不能替外国人打工。有些人替自己买黄牛票，但又公开说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有些人给自己买房套利，但在媒体里又常年累月地大谈房价太高势必折半。香港有些政客积极推行强制母语教学，但自己的子女则送国际学校。
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更可能是在对公众投其所好，刻意完善自己的公众形象。我不想进一步批评他们。我想问的是，公众为什么就喜欢听那些？这公众里面的每个个人，他们在替自己做主的时候，也都是高度理智和相当合理的，但为什么到了公共话题，公众就喜欢听一些他们自己本身有条件的话就不会那么做的事情？
我不确知答案，或许人性就是这样。但既然是这样，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应该按这样的原则设计：尽可能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作决策，即把决策交给自己支付主要成本、自己承担主要后果的个人来作；同时尽可能少地运用公共机制（民意或投票）来作决策，即避免让大量个人既不支付主要成本也不承担主要后果的人群来作涉及面很广的决策。
这回答了莫之许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旸和周克成们不受欢迎（见这里）？”以我所知，他们的一系列主张的核心，是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决策，交给那些自己支付成本和自己承受后果的个人，因为那样作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然而，他们的主张是与特别喜欢通过替别人说话来得到满足的大众心理是格格不入的。李子旸和周克成们当然知道其中的窍门，要向公众投其所好只是举手之劳，但他们要树立另外一种形象，那就是站在他们以为然的知识一方说话。
相关阅读：
- 铅笔社
- 辉格
-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 理性胡闹
- 民主不是自由
- Democracy and decision: 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 Geoffrey Brennan, Loren E. Lomasky,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给作者留言（不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