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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9, 2007 at 8:59 am

“春运价格听证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研究范本,它警醒我们不能低估所谓“民意”的“反经济”效果。是的,知识分子普遍都对“民主”怀有崇敬之意。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而是要指出民主和市场的优劣,指出投票程序的严重局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民主违背善意。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薛兆丰
2002年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最近各地忙于召开“春运铁路价格听证会”,试图通过“集体议事”的民主程序,解决由供求引发的“资源争用”问题。对此,我与几位在传媒发表意见的经济学者意见大相径庭,认为现在值得讨论的问题,既不是“听证会应否重视民意”,也不是“听证会要不要请经济学家参加”,更不是“如何使听证会规范化”,而是这种听证会根本就不应召开!

去年这个时候,我曾经解释,乘客在春运繁忙期间的“全部乘车成本”,是由运输服务的“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的,所以无论怎样人为干预票价,乘客要承担的“全部成本”都丝毫不会改变。

就算请一万个经济学家参加听证会,票价听任全民公决,把听证会的章程写进法律里,也无助于增加一个座位。一味压低票价,只会把车票短缺的问题引向其他方面。车票涨价不足,必会造成严重超员和其他隐患。那些反对车票涨价的人,应该为潜在的治安问题和安全事故负责。

把“价格听证会”的事情推而广之,社会上不少貌似“民主”或“为民请命”的主张,实质上是“反经济”的。这种主张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包括最低工资制度、房租上限管制、车票上限管制、外地劳工就业管制、对教师(而不是对学生)的教育补贴制度、贸易壁垒等。提出这些主张的人不外乎三种:一是既得利益者,二是不懂经济学的好心人,三是懂经济学但别有用心的人。

对于社会上普遍的“资源争用”和“社会冲突”问题而言,坚定的“市场经济”拥护者有一个一般化的观点:只要通过“市场”可以解决,就没有理由转交给“民主”来解决。换句话说,只要涉及具有明确产权的交换或争用,就应该通过“投钞票”而不是“投选票”来决定。

这种把“钞票”和“选票”相提并论,并把“选票”等而下之的观念,我最早是在波普尔那里看到苗头的。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波普尔写道:“……民主仅仅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标志是不足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来统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数人可以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缴付所有税款。)”

最初读到这个段落,我大受震动:“民主投票”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实有这种危险的漏洞!但遗憾的是,我继续读下去,直至把全书读完,甚至把波普尔大部分著作都读了一遍,也没有看到波普尔给出解决办法。

现在想来,这并不奇怪:他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民主投票的局限(部分归功于他对德国纳粹兴起的观察),但既然“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当时尚未成形和传播,他也就只能靠强调一些空泛的自由原则敷衍了事了。

今天许多人已经很明白:种种或明或暗的“投票程序”,至少有三个缺陷或难题。一是“什么人有资格参加投票”。就拿“春运价格听证会”来说,“应该”请的人很多:有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律师、教师、工人和农民,还有航空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等潜在对手。涉及利益的人多如牛毛。他们为什么有权参加?他们表决的“加权系数”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没有准则可言。

二是“投票未必能够反映民意”。投票的候选方案不可能太多,只能约略设计出几个典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 Arrow)证明:只要巧妙地设计候选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结果。例如,铁路部门如果只提供两种方案给选民投票,一是提价100%,二是提价30%,那么第二种方案就不难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尽管它离“民意的真实分布”的差距未必不小。

三是“投票既不能反映代价,也不能刺激生产”。无论“春运价格听证会”最后谈妥的价格是多少,只要有人为或行政因素影响,价格就不能准确反应市场的需求。“市价”受到歪曲,就不能诱使人们积极提供替代服务。本来可以通过“价格信号”激发的客运能力,现在反而没有实现。

上述三点是波普尔当年未能明示的:用投票的民主方式来解决“资源争用”的冲突,结果是妨碍了产权的实施和交易,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使馅饼越做越小,最终人人都受到损害。投票越多,浪费越大,所以说它是“反经济”的。

当代最典型的对照实例,是1947独立后的印度,和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及一直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印度独立后大搞民主,经济上实行诸多管制,结果民不聊生;至于香港和新加坡,则连续6年被《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制,尽管还有诸多不足,但其经济繁荣是不用多费笔墨的。

“春运价格听证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研究范本,它警醒我们不能低估所谓“民意”的“反经济”效果。是的,知识分子普遍都对“民主”怀有崇敬之意。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而是要指出民主和市场的优劣,指出投票程序的严重局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民主违背善意。

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我就不禁想到康德的一句话:“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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