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不是市场失败。要救就救吧，但不要说这是政府救市场。这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政府的失败。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

薛兆丰
2008年10月9日

既是因为忙着其他事情，也是因为不相信太阳下有新事，依然对所谓的“次贷危机”提不起特别兴趣，但因为日前回答朋友提问说过几句（详见这里），所以有必要根据新情报，作扼要的跟进。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而不是什么市场失败或资本主义失败。那两家要破产的公司，名字起得花里胡哨，叫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好像个私人公司，好像代表市场。其实，Fannie Mae是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联邦全国按揭联会），而Freddie Mac则是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两者均为所谓GSEs（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即“政府资助企业”。那么，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要政府再出一笔钱来救，属于市场失败还是政府失败？

再根本的原因，是政府为了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刻意从制度上拔高，迫使私人银行放宽购房贷款的信贷审核条件，而让“政府资助企业”来承诺购买那些高风险的债券，而当经济出现下滑，无法偿还贷款的个案剧增，就使得这些“政府资助企业”以及由此波及的私人金融机构陷入危机。 

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日前写道（详见这里）：

从1977年的“社区重建法案”开始，……国会就开始威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他们向高风险的住房买家和企业发放更多贷款，这些贷款就称为次级贷款。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得到的甜头是，“政府资助企业”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将会购买这些高风险的债券。任何脑子重量超过一盎司的人都能明白，这是酿造灾难的配方，可国会却齐声否认。

Starting with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of 1977, that was given more teeth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ongress started intimidating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o making loans, so-called subprime loans, to high-risk homebuyers and businesses. The carrot offered was that these high-risk loans would be purchased by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nyone with an ounce of brains would have known that this was a prescription for disaster but there was a congressional chorus of denial.

罗伯斯（Russ Roberts）教授则指出，现在政府出来救，出的钱其实不算很多，所以最大的问题不在这笔钱的数目上，而在于给出了一个先例，给人一个信号说“你做错了不要紧，后面还有政府来兜底，用不着太担心风险”，而这才是最大的“代价”和“非常可怕的错误”。见这里（尤其是第3分30秒到5分16秒）。

更早地，在梅森大学的马凯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我以前翻译作“市场研究中心”）工作的梅森经济学博士Jay Cochran，与在Cato工作的Catherine England，在2001年就撰写过长篇研究报告，指出“政府资助企业”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带来的隐患并建议对这两家公司作私有化处理（见这里）。

最新的，经济学家莱博维茨（Stan J. Liebowitz）也撰写了一篇长文，指出次贷危机是政府多年来刻意推低购房贷款标准造成的（详见这里）：

This report concludes that, in an attempt to increase home ownership, particularly by minorities and the less affl uent, virtually every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undertook an attack on underwriting standards starting in the early 1990s. Regulators, academic specialists, GSEs, and housing activists universally praised the decline in mortgage-underwriting standards as an “innovation” in mortgage lending. This weakening of underwriting standards succeeded in increasing home ownership and also the price of housing, helping to lead to a housing price bubble. The price bubble, along with relaxed lending standards, allowed speculators to purchase homes without putting their own money at risk. The recent rise in foreclosures is not related empirically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bprime and prime loans since both sustained the same percentage increase of foreclos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Nor is it consistent with the “nasty subprime lender” hypothesis currently considered to be the cause of the mortgage meltdown. Instead, the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djustable-rate and fi xed-rate mortgages. This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speculators turning and running when housing prices stopped rising. 

要救就救吧，但不要说这是政府的成功拯救市场的失败。这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政府的失败。

附：

从“肯定性行动”到次债危机
作者：自由湘军，发表于 2008-10-10 16:02

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致认为：次债危机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过去很多笃信自由市场的人因次债危机，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也开始有所动摇。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长期较量中，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又一次凯旋。其实，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就象1930年代的“大危机”是国家干预主义者酿成的苦果一样，次债危机同样是凯恩斯主义者酿成的苦果。

大家知道，国家干预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就是福利主义，正是口口声声打着为穷人谋福利的美国民主党长期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福利主义政策导致了此次次债危机。

此话何讲？这就要追溯到美国政府的所谓“肯定性行动”。“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有种族、信仰、肤色、祖籍的歧视。肯尼迪被刺后，继位的另一民主党总统约翰逊走得更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肯定性行动”法案，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升学、就业、晋升、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少数裔以及妇女有被优先录取、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向黑人等弱势群体倾斜的“肯定性行动”出台后，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强制施行“肯定性行动”，意味着政府对私有企业内部管理事务的干涉，意味着政府对投标政府合同的商业活动的无理干预，不仅限制了私有企业老板雇佣员工的自由权利，而且破坏了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分配政府合同的经济机制。

到了民主党总统卡特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进一步延伸到金融领域并使之具体化和法律化。1977年，卡特政府及其民主党议员，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该法规迫使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紧接着1978年又出台了《1978年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贷款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原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既然是法律，就具有强制性。一旦私人金融机构拒绝给穷人等风险很大的次级用户购房贷款，就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遭到投诉，甚至还可能吃歧视的官司。而一旦被投诉，其业务就会遭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限制或终止。私人金融机构给穷人贷款的来自市场的风险很大，但不给穷人贷款的来自政府的风险更大。所以，次债危机的爆发，不是市场“无形之手”的失灵，而是政府“有形之手”对自由市场的强力干预所致。张五常曾说中国的制度比美国还自由，有些道理。因为，美国的私人资本家受到的来自政府的干预和限制，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中国还厉害。这些干预和限制往往伤害了市场，并可能酿成灾难。所以，弗里德曼曾经忧心忡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正在滑向社会主义”。

“肯定性行动”的背景，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黑人等少数族裔在政治上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无可厚非，但由追求政治平等而发展到追求经济平等就有点偏离轨道了。追求经济上的平等不可能，也会导致低效率。次债危机就是政府为了追求所谓公平而牺牲效率所致。追求经济上的平等也不道德，如果说私人资本家不给穷人贷款不道德的话，那么穷人借钱不还而酿成次债危机就道德了吗？政府出台法律逼迫私人资本家给没有偿还能力的穷人贷款买房更不道德。所以，在诺齐克和罗尔斯的争论中，我一直是坚定地站在捍卫自由市场的诺齐克一边，对罗尔斯鼓吹的所谓“正义”、“平等”的观念不以为然。罗尔斯的那种宏大叙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曼的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次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动摇了这一原则。政府想给穷人“免费的午餐”，其结果就是铺就了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

相关阅读：

1. 救市产生了道德腐败的诱因
2. 自由湘军：从“肯定性行动”到次债危机
3. Walter E. Williams, Lessons From the Bailout
4. Jay Cochran & Catherine England, Neither Fish Nor Fowl: An Overview of the Big-Three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in the U.S. Housing Finance Markets
5. Stan J. Liebowitz, Anatomy of a Train Wreck: Causes of the Mortgage Melt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