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怎样看“南京虐狗事件”？
易中天先生（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但谷歌拼音中已成词组）在本期《经济观察报》发表“我看南京虐狗事件”的文章。我读了，觉得鄢烈山先生的观点固然错，但易中天的也还不够对。想到一个问题：经济学怎样看“南京虐狗事件”？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介绍，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4月下旬某日，南京某小区一位女士等四人，将一只流浪母狗及其所生两只小狗堵在窝里，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同小区一位小伙子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冲上前去扒开洞口。浑身冒火的母狗叼着一只小狗逃出，另一只却被活活烧死。此事引起当地居民和众多网友的极大悲痛和愤怒，悼念小狗的活动在该女士工作单位门前进行。网上甚至有人发布了“通缉令”，要向虐狗者“以牙还牙”。
易中天接着介绍舆论争论的要点：
著名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发言为虐狗者辩护，也遭到劈头盖脸的痛骂。结果是不少人感到不解：以前死了那么多人（比如矿难），都没见你们这么愤怒。难道这回死的，竟是你们的亲人？让人费解的正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因此，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被烧死的是狗还是“人”。在鄢烈山先生和其他那些辩护者看来，被烧死的当然是狗不是人。这才有了所谓“人权”与“狗权”之争。
易中天自己的立场是：
狗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它的特殊就在于“通人性”。在许多人那里，尤其是在养狗人那里，狗是被当作人甚至当作子女来看待的。你虐待他的狗，就等于虐待他的孩子。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鄢先生难道不知？鄢先生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狗只是主人的朋友，不是人类的朋友，因此没什么杀不得的。这真是不折不扣的昏话！请问：养狗的人难道不是人？养狗人的朋友难道不是人的朋友？
即便是“敌人”，也是不可以“虐杀”的。
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用经济学的语言怎么说？不是“狗是否特殊”、“是否通人性”、“是否是人的朋友”的问题，也不是“能不能虐杀”的问题，而是：
（1）人的同情心是怎么来的？同情心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认为别人是否幸福上。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幸福是他对别人幸福的评估的函数。别人是否幸福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感觉人家有多幸福和有多悲惨。一场战争死了多少多少人，那只是一个数字，往往不如死了一个林黛玉，那是一个勾起感觉的人物，令人伤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同情心，是经济学的角度，发明的人是斯密（Adam Smith）。
很多人以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对《国富论》中关于人的自私的对立。完全错了。两者是浑然一体，并不矛盾的。人之所以利他，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好而已，利他不是最终的，自己感觉好才是最终的。人类为什么要搞葬礼？美国为什么那么重视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不是死者感觉怎样，而是生者感觉怎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易中天的观点，即“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做起。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不再忍心虐待动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2）自然界充满血腥，人类社会充满悲剧。问题不在血腥和悲剧，而在其边际收益，也就是你获得的与付出的，也就是代价是否值得，也就是有没有必要那么做。医学天天都杀死很多可爱而无辜的小白鼠，手段也不是易中天所说的那么仁慈的。问题是那是必要的，那是值得的，它换来的是人类的福祉。所以人们就没什么意见。而南京虐狗事件，它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成本更低的、令人感觉更好的途径解决。所以它很自然地引起了公愤。我也还不是说这公愤就是正义什么的，我是说人就是这样的，激起人的同情心的因果函数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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