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滨：必须争议的《经济学的争议》

作为非主流学者，天然具有“傲视群雄”、“一览众山小”、“鸡蛋里挑骨头”之特质，因而我不仅与主流学者有争议，而且与非主流学者也有争议。自然，兆丰这本希望争议的《经济学的争议》必然、必须要成为我的争议对象。

必须争议的《经济学的争议》——为青年学者薛兆丰尽快成为经济学大家建言

顾海兵
（顾海兵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的电子邮箱是guhb2000@sina.com）

友人送我一本由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作序题词、深圳青年学者薛兆丰所著的《经济学的争议》（以下简称为“薛著”），由于一则我比较欣赏薛兆丰的不随波逐流之傲骨，二则我比较喜欢他的入木三分之解构与流畅之文笔，三则薛著直言不讳地要将此书送给不同意他的朋友，因而，作为亦喜欢争议的学者，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利用两整天时间（相当大的机会成本）细读了这本近400个页码的文集。

从薛著对流行看法的批评来看，兆丰应该属于中国的非主流学者。在这一点上我和兆丰是同类。半年前我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名为《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专著。因此，我和兆丰之间一定有共同点，即兆丰的不少观点与分析我是赞成的。但是，作为非主流学者，天然具有“傲视群雄”、“一览众山小”、“鸡蛋里挑骨头”之特质，因而我不仅与主流学者有争议，而且与非主流学者也有争议。自然，兆丰这本希望争议的《经济学的争议》必然、必须要成为我的争议对象。

我想在进入争议之前，先作几点说明。第一，只有争议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即是此理。没有争议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有学术的繁荣。第二，争议不等于战争，争议不一定有胜败，争议是一种长期存在，有时争议的最终检验需要很长时间（比如几十年）；有时争议不需要检验，争议更多地是开拓争议双方之视野、启迪大众之思考。不同的观点与分析应该并存。第三，争议是对事对文不对人，争议不能搞人身攻击、不可恶语伤人，争议双方要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争议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对方进步、发展，使对方能弥补自己可能存在的弱势、劣势。因此，笔者此文的争议是希望有助于青年学者薛兆丰尽快成为经济学大家。也许兆丰脑中早就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大家，但这无碍。第四，提出争议并不意味着争议方一定比被争议方强而优。比如，任何一个戏迷或普通观众都可以对演员（明星）指手画脚，但这并不表示观众强于演员、取代演员。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力。从这一点上看，笔者虽然可以就薛著中的观点与分析进行争议，但并不表示笔者比兆丰强。实际上，虽然兆丰年龄比笔者小很多，学位、职称均比笔者低，但兆丰的才能令笔者汗颜。比如，兆丰的外语能力，兆丰的国际交流，兆丰对《大英百科全书》的通览，兆丰对音乐的理解，兆丰的数学能力等，均优于笔者。笔者的英语是哑巴型的，且阅读能力差，笔者亦没有去过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属于纯土鳖学者。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

下面依据薛著的顺序，逐篇或逐段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进行争议。

1

薛著（P4）：“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会大失它们往日干扰改革开放的影响力”。

争议：①此处把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这四者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②何谓政治变动？政治变动就一定意味着干扰改革开放？③何谓经济学谬误？是经济学者的谬误还是经济学的谬误？我们能说数学的谬误吗？④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是什么激情？义和团有罪、有错？请看1999年新版《辞海》（P938）中对义和团（运动）的解释：“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农民和破产失业的城乡居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威胁，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义和团在保卫京津的廊坊和紫竹林等战斗中英勇奋战。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以及慈禧太后等当权者的出卖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没落。”兆丰同志对义和团的轻视甚至贬低是不合适的。如果兆丰同志真的贬低义和团，可能至少要另出一本不少于400页码的史学专著。非如此，则说轻了是草率，说重了是有失国格。

2

薛著（P4）：“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做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由于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么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就反而是一种进步？”

争议：①中国为了加入WTO做出很多让步是铁的事实，而绝不是谬论。请看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回忆：“当中美入世谈判几乎再次面临破裂之时，朱总理亲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个问题找了出来要亲自与美方谈。……谈判刚开始时，朱总理就把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了让步。当时我有些担心，悄悄地给总理写条子。朱总理没有看条子，又把七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拿出来，又作了让步。我又担心了，又给朱总理写了条子。……朱总理对美方代表说，涉及的七个问题我已经有两个作了让步，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美国代表对总理亲自出面参与谈判感到愕然，他们……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搜狐引自中国新闻网，“龙永图细述入世谈判内情朱总理亲自出面力挽狂澜”，2001年9月2日08：59）。显然，让步不仅是形式上的（总理出面与对方副部级官员谈判），而且是内容上的。②开放对中国有利并不等于不让步，让步没有错，让一步或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2-1=1＞0。让步就是让步，没必要把让步说成是进步，让步不同于让步的结果，任何谈判都是让步、妥协的结果，让步当然要考虑到给老百姓实惠，但让步还必须考虑国家安全！

3

薛著（P6—7）：“假如附近的村子为了妨碍我们去做买卖，故意捣毁了他们自己村口的道路，那么作为报复，我们是否应该毁坏自己村口的道路呢？很多人会说‘不’。这是对的。… 禁止贸易好像捣毁道路。别人既然愚蠢地捣毁了贸易道路，对双方都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只会加重双方所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还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扬言报复，那是希望靠虚张声势来逼迫对方改弦更张。但是，我们假如没能把对方吓住，就不应该真的实施任何损人害己的报复行动。明智的对策是：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争议：①兆丰喜欢提出伪问题。比如，世界上绝没有这样一个村子为了阻碍与别的村子的贸易或为了报复去把自家的路捣毁。断绝贸易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毁自己的路，因为路不仅是为了贸易所用，亦是生产所用（如方便水利）、生活所用（如走亲访友）。现实中阻止贸易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在村与村边界的路上设路障，设立哨所不让外人进入等。为什么非要捣毁公路呢？②禁止贸易不等于捣毁道路。捣毁道路绝对是错的，而禁止贸易则不一定是错的。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禁止贸易因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世界上存在国家，高技术是不可能贸易的。美国禁止先进武器出口我国，本质上并不会损害美国，这是美国的最优选择。美国对我实施某种贸易阻碍时，如果我不实施报复，无动于衷，这是什么逻辑呢？这就好比别人打了你，你却说，“无论你怎么打我，我绝不还手！”兆丰的肚量大，连正当防卫都不要了。③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改成“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可谓是文不对题，词不达意，形似神离。如果别人要捣毁，则不仅独木桥，而且阳关道，只捣毁独木桥有什么意义呢？贸易中的报复反报复不等于简单的冤冤相报。兆丰给的不是明智对策而是伪对策，甚至是乌托邦式对策。

4

薛著（P12——P13）：“当美国人到处推广电灯的时候，各国的蜡烛工人确实要失业了。他们或许将永久地失去蜡烛工这一份职业，但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当人力从蜡烛业节省下来后，其他千千万万的行业，就会产生新的人力需求。既然今天我们不当蜡烛工人能够生存，明天汽车工人不造汽车也同样有办法生存。”

争议：①在美国人推广电灯的时候，世界各国是否用蜡烛作为主要照明手段？这一点恐怕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即使蜡烛是主要照明工具，但蜡烛除了照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用处，因此电灯的推广不会使蜡烛行业消失。②蜡烛工如果失去了这份职业，尽管他们可以选择其他职业，但一定有一部分人会没有任何选择能力。说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确是过于乐观了，与史实一定不符。③所谓“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这句话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前后因果关系不清。如果说“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则尚可理解。再说资源总是稀缺的也并非成立。比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或简单劳动力资源绝不稀缺，绝对是过剩的。

5

薛著（P15——P16）：“有些国家遇上饥荒，连树皮都被吃光，广播电台要教人如何选择无毒的野草进食，试问这时谁还能奢谈什么环保？试问，当看到一名企图偷渡的海地男孩在怒海中沉浮的新闻片段时，人权分子难道还会认为‘血汗工厂’是不能容忍的选择？

是的，第三世界的加工厂里，工人工作辛苦，生活环境恶劣，出现童工、工业安全没有保障。然而，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选择在那里工作，他们面对的，就很可能是饥饿和死亡。

有人争辩说，发达国家的人民在享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加工品的时候，应该于心有愧，应该给这些工人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但是，资本家到这些地区开设工厂，就是看中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以行政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就只会出现两种结局：要么是造就一个收入特别高的小圈子，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得不到雇佣，收入是零；要么是根本上赶走了资本家，所有人的收入都是零。理论上的高工资，实际上的零工资，不是示威者想要的结局吧？”

争议：①有意设计非此则彼的困境，把环保与饥荒吃树皮并列在一起，让人们只能选择不环保的吃树皮。实际上，如果有国家发生饥荒，是否就一定只能吃树皮、吃野草？如果饥荒是偶发性的，则一定有储备；如果连年饥荒，人肯定是要流动的；如果饥荒严重到要吃树皮，国际社会一定会援助的；如果吃光了树皮，则饥荒会因环境恶化更严重；如果饥荒到吃树皮的地步，恐怕树皮也没多少可吃了。更令人思考的是，为什么会饥荒这么严重，恐怕不是天灾是人祸。现在饥荒到吃树皮地步的国家（估计是非洲南部）一般都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②海地男孩偷渡而沉浮于大海，面临死亡威胁，如何能证明“血汗工厂”就一定合理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兆丰是说，你呆在血汗工厂至少可以有命，而你偷渡则可能没命，所以你应该呆在血汗工厂里。可是兆丰不应该忘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再说，血汗工厂都不会是真正的公平交易，一定有某种强制、强权。③外国资本家利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从现有材料看，是工资尽量压低，而劳动时间尽量延长，常常违反劳动法。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待遇实际上已不是提高而是补偿。而且即使是提高待遇，怎么会就是兆丰设计的两种结局呢？比如可以有第三种结局：极少数黑心资本家被赶走，大多数资本家少拿一些暴利而继续留下来。兆丰同志喜欢把问题把现实过于简化，以至于人们只能在两种极端中选择，这是不恰当的。

6

薛著（P16）：“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发展经济的坏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两害取其轻，是社会不得不做的选择。没有人否认，在公路上塞车是很讨厌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毕竟，没有人强迫你吃麦当劳。新德里或许变得像伦敦了，开罗或许变得像洛杉矶了，这会令游客大失所望——游客当然希望别人保持文明前的特色。但是，难道游客的满足比当地居民脱贫更重要？

西雅图的示威者各式各样，但无论是人权分子，还是环保分子，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自己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呼吁别人选择落后。”

争议：①这里兆丰又让我们进行两难选择：要么发展经济必然污染环境，但前者正收益大于后者负收益；要么不发展经济也就不污染环境，但收益是零。实际上，发展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有多种匹配，比如，高的经济发展与高的环境保护，低的经济发展与低的环境保护，高的经济发展与低的环境保护，低的经济发展与高的环境保护。具体如何匹配取决于社会目标函数。②随着社会的进步，是否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可能需要调查。据了解，一些欧洲国家小车拥有量正在减少，有些人正在合用小车、租用小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渴望拥有小车，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除非小车实现零污染，并且中国人口降至6亿以内。③当地居民的脱贫难道一定要把新德里变成伦敦、开罗变成洛杉矶？兆丰在这里又人为搞了两难选择：新德里要么变成伦敦而富，要么不变而穷。实际上，保持传统满足游客的需要不是最有利于当地居民脱贫吗？④责备西雅图示威者是自己享受现代化而让别人选择落后这是没有依据的。笔者可以断定，西雅图的示威者中一定有不用任何现代化工具的环保主义者！再说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7

薛著（P17）：“整个自由贸易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国外的‘优选品’（superior goods）进入国内市场后，国内的‘次选品’(inferior goods)就会受到冷落。国内消费者得意了，国外优选品的厂商也得意了，而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则吃亏了。

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要么迎头赶上，要么逐渐退出市场。本来要用于生产次选品的资源，将投放到其他的领域，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总的来看，自由贸易为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争议：①当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因为自由贸易而退出市场时，吃亏的不仅有国内厂商，而且国内财政、国内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均会产生。判断自由贸易的得失不能片面。而且，如果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则更是如此。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就不会有绝对自由的贸易。据了解，时至今日，欧盟、美国等OECD国家对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支持高达3100多亿美元，占其农民收入31%（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2, P10）。计算自由贸易的收益不能仅算消费者的账。②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迎头赶上的可能性很小，大多都要退出市场。他们退出市场后，其资源转投其他领域不会像兆丰说的那样简单，有些制造业其设备专用性很强，几乎不可能转产，而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也很难找到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可以生产，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中国企业与国外的企业几乎不处于一个数量级，中国的企业还需要休养生息。

8

薛著（P18）：“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必须‘对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降低关税，必须以对方降低关税为条件。只有共同降低关税，才不会吃亏。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像中国香港那样的贸易自由港，岂不是吃尽了亏？岂不是应该沦落为最落后的地区？还有，我们过去关税那么高，岂不是占了很大便宜？那还要连续4次调低关税干什么？

自由贸易是完全不需要对等的。只要我们主动多降低一点关税，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就多得一点益处。”

争议：①兆丰此处犯了一个基本性错误：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不可拿香港与国家比。而且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几百万人口，怎可能与近千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大国相比？像香港这样的与西方制度相同的地区，实际上是由于大多数地区的贸易不那么自由才得以有发展空间的。可以肯定，如果一国两制用于深圳、海南岛，香港可能很快衰落。实际上，由于大陆的更加开放，香港已经丧失了一些优势。据说现在日子已经不太好过。②过去我们的关税那么高是事实，而半个世纪以前美欧的关税也并不低，而且现在美欧的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的关税也不低，为什么美欧没有立即调低关税呢？即使调低关税是个大方向，它也是一个渐进过程，甚至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高关税确实有损失，但它自有其必然性，仅从消费者角度考虑是太简单了。自由贸易怎能不需要对等呢？由GATT到WTO的一轮轮谈判难道不是追求对等吗？

9

薛著（P19）：“所有交易，只要能成交，就表明当事人认为‘换取的东西’比‘付出的东西’更有价值。这是交易的本质，也是交易能‘同时’提高交易‘双方’幸福的原因。所以，如果您以后再听到有人慨叹‘微软在中国拿走了一个亿的钞票’，那么您就不妨同时欢呼‘中国享受了微软1个亿的数据服务’。

相反的情况也有。只要有人为‘外国人挖走了中国的宝贵的矿产资源’而沮丧，您就可以为‘中国人可以大吃麦当劳’而高兴。如果有人进一步说‘矿产比麦当劳重要’，那我们就要反问：‘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

争议：①据了解，由于垄断，微软在中国出售的软件价格高于其在本土或其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付给了微软一个亿钞票，但享受的服务不足一个亿（从实物角度看）。②把矿产资源与麦当劳比较是根本无视国家经济安全。据了解，美国对国内的资源开采很慎重，尽可能少开采，尽可能多进口。为什么？这就是国家安全。③当有人讲矿产比麦当劳重要，兆丰所答“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让人不知所云，是答非所问。再说，大吃麦当劳从健康角度讲并不合适。据说，有人已经在指控麦当劳食品了。

10

薛著（P20）：“这跟个人的情况一样：出租车司机总是到加油站买汽油，他只是‘进口’汽油，从不向油站‘出口’什么商品，所以他对油站始终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为此担心根本是杞人忧天，因为在另一个场合，司机也只是向乘客提供服务，而不会向乘客购买商品，所以司机对乘客也始终存在贸易‘顺差’。‘逆差’和‘顺差’相抵，收支总是平衡的。

退一万步，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逆差，即‘进口’总是超过‘出口’，那岂不妙哉？相反，如果总是顺差，那岂不是笨蛋？但那都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国家跟某甲的逆差，会被跟某乙的顺差所抵消，最终达到收支平衡。所以，美国的谈判代表连年抗议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就跟司机抱怨对加油站的贸易逆差一样，并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政治目的另当别论。”

争议：①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与逆差类比于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服务与购买汽油，这是有违科学的。首先国家是个空间概念，出租车是个企业概念。出租车的收与支和国际贸易不具有可比性。出租车的收支总是平衡的令人不解。如果加了油拉不到活，其收支如何平衡？如果拉到了活则应是收大于支，根本不应是什么收支平衡。②一个国家总是逆差怎么就是妙哉？一个国家总是顺差，怎么就是笨蛋？一个国家跟某甲的逆差怎么就被跟某乙的顺差所抵消？中国这些年一直是顺差怎么没被抵消掉？中国一直是笨蛋？③国际贸易中由于国与国的地位不同，逆差对不同国家有不同意义。比如美国，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其顺差或逆差是无所谓的，其国际贸易差额无论正负确可以用收付差额表示，其进出口就像国内购销一样，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元则是国家储备的一部分，人民币则无此地位。

11

薛著（P20——P21）：“‘外贸收支结余表’分成上下两部分，表的上半部分叫‘经常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且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且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表的下半部分叫做‘资本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但不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但不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整张表于是分成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部分。

跟外国人做每一笔交易，就要在表上作两处记录。例如，中国人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把它运进了中国国内，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在表的右上方记一笔；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把货币付给了美国人，而这笔钱仍然存在中国国内，所以就应该在表的左下方记一笔。右上方的一笔，跟左下方的一笔，数额是完全相等的。‘外贸收支结余表’的编制，就是这么简单。

莫名其妙的抱怨却由此而起。人们惊呼‘经常账户’（表的上半部分）出现了赤字！确实，‘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因为进口（汽车）超出了出口。但值得大惊小怪吗？只要‘经常账户’出现赤字，那么‘资本账户’（表的下半部分）就必定出现盈余，因为‘外国人取得的、但仍留在中国’的资金必然增加了。

无论如何，整张‘外贸收支结余表’必定是左右平衡的。”

争议：①兆丰的统计知识需要补课。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外贸收支结余表包括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只有国际收支账户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另加上净误差与遗漏、储备资产变动。正好相反，外贸收支结余表仅仅是经常账户下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兆丰同志是笔误，把国际收支结余表写成外贸收支结余表。②兆丰同志对资本账户的解释令人不解。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规则，资本与金融账户主要反映的是国外对我与我对国外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兆丰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但不离国境的商品或货币”不知指的是什么？商品既已卖出为何不离开国境？是积压于港口？既已卖出就已经是出口创汇，为何不列入经常账户？何谓卖给外国人的货币？这里的货币是什么币种？③兆丰举例：中国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运回国内，则在右上方记录一笔，同时因为付钱给美国人，而这笔钱仍在中国国内，则在左下方记录一笔，数额完全相等，笔者假设：除此之外无任何进口，资本账户无任何业务发生，则兆丰此处的进口一辆汽车，实际上是：在经常账户进口的借方记录一笔表示商品购进，在储备资产外汇的贷方记录一笔表示外汇减少，这就是会计上的复式记账。有借比有贷，借贷必相等。兆丰的钱付给了美国人还仍然留在中国国内是什么意思？难道美国出口商又把这笔钱存在了中国的银行？④兆丰的“经常账户出现赤字、资本账户必出现盈余”更是令人不解。笔者只知道借方与贷方是平衡关系，从没听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有什么平衡关系。兆丰如何解释中国近些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呢？

12

薛著（P22——P23）：“要树立国际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再没有哪个国家能让这么五颜六色的人成功杂居的了，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件，依然频传不绝，更何况是其他国家？何况是封闭经年的中国呢？今天中国潜在的义和团员还是很多很多的。

人们甚至确信民族大义是超脱于理性范畴，不容讨论的。民族大义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危险就在于，具体什么行为算是伤害了民族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于是，每个人内心埋藏的这种既不容讨论、又含糊不清的情绪，就成了‘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也就是说，精明的企业家、政治家、记者、律师……甚至歌星，往往能根据情势，巧妙地唤醒公众内心埋藏的这种情绪，为他们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如果这些人成功了，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因‘民族产业’之名，承受大得多的代价。”

争议：①兆丰把民族主义比喻成特洛伊木马，是不是想说民族主义变成了反对国际化的挡箭牌？如果是，则此种比喻是南辕北辙；如果不是，则此种比喻表明兆丰对特洛伊木马的浅知。据1999年《辞海》对特洛伊木马的解释（3530）：“古希腊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王后海伦。希腊人因此远征特洛伊，围攻九年不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计，把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于是希腊兵一涌而入，攻下特洛伊城。现常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行动。”显然，与兆丰的目的相反，如果民族主义真的成了特洛伊木马，那简直是太好了。②兆丰说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此论尚需进一步考证，至少笔者可以指出：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种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美国也难以说表现优秀。笔者记得国务院曾经发布过美国的人权报告，其中材料不能证明兆丰的观点。③兆丰对中国义和团运动一直有偏见，始终是以轻蔑的口气谈义和团，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满意的，甚至不排除他们要求兆丰“谢罪”。④谈民族大义还有危险？民族大义需要什么明确的定义？民族大义怎么就成了含糊不清的情绪？这是什么因果关系？这里兆丰混淆了民族大义（民族主义）与民族偏见（民族至上）。恰恰是有民族大义的人最不会情绪用事。当然，笔者也深切感到，今日中国，已太缺少民族情绪了！与韩国相比，真是惭愧。⑤企业家、歌星等为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是太正常了，难道要他们为抽象的整体利益服务？难道中国的百姓失去了理性，情绪极易调动而出轨？说实话，中国的百姓是相当宽容的，甚至有点过于国际化了（如称外国人为外宾），而不是像兆丰认为的那样充斥民族偏见。也许反国际化的是历代的政府。

13

薛著（P25）：“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

争议：①兆丰此处所说成本实指机会成本，即做某事而舍弃做另一件事，从而失去的收益就是做某事的成本。机会成本更接近于代价一词。在中文里，甚至英文中，成本与机会成本是严格区分的，没有什么人为了简化而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因为这样做会引发很多麻烦。兆丰有意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是不合适的（见John Black, Oxford Dictionary of Econom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影印出版）。②兆丰对农民种地的机会成本的估算或设想具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一个种地的农民改行做工可以挣100元，假设这里的100元是指每天，兆风是否考虑过改行本身需要技能与成本，改行也有风险（有技能不一定找到工作，有工作不一定稳定），改行要离家别口。农民并非阿斗，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选择，农民还会继续种地吗？城里就那么好淘金吗？其实，农民之所以仍在种地，这肯定是他的最优选择。兆丰真的不必忧虑。据笔者了解，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弃农，实际上就是因为并不存在兆丰所设计的高机会成本。笔者是主张非农化，现在的关键是需要政府消除歧视提高农民的机会成本。

14

薛著（P26）：“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精彩：‘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更何况，外国（例如美国）盛行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业，以致农业产量过剩。廉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纳税人补贴了中国人的饭碗。世界上没有倾销这回事，但若真有，‘被倾销’的国家岂不是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呢？”

争议：①世界上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国家安全，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等。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必然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等。因此，在特别（战时等）情况下，有钱不见得能买到粮食。至少，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有钱也买不到美国的高技术（前不久，美国已勒令以色列停售我国军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生命线系在别国身上，是非常危险的。兆丰同志太天真了。②兆丰同志无视现实与世贸组织规则，否认倾销，令人费解。而兆丰对倾销的理解是只看其一而不看其二。外国的商品用补贴方式低价销售到我国，一方面我国消费者确实得到实惠，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则可能被挤垮。如果农地无人耕种，农民技能退化，则到时倾销的农产品就拥有垄断价格，那时，美国人还需要补贴吗？兆丰同志看问题是不是应该长远一些、战略一些，不能仅从纯市场经济出发分析问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百分百的市场经济，都是有国家介入的市场经济。

15

薛著（P148——P149）：“对于整体经济，或者说目标及其复杂的系统，全局计划是不适用的。……社会有别于企业，更有别于个人。把社会比喻为个人、企业或战壕里的队伍，都是不恰当的。社会是由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组织构成的目标及其复杂的体系。有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公众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这只能放手让个人和企业自负盈亏地去冒险尝试。”

争议：①兆丰同志认为只能有企业计划而不能有社会（国家）计划，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有五年计划，日本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观计划与微观计划都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指导性的，一个是指令性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把计划一棍子打死。计划是中性的。而且越是复杂的系统，越需要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的财政预算都是计划。经济主体越复杂，矛盾越多，越需要严格计划（预算）。②兆丰同志完全否认预测的存在，认为社会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是不可预知的，这是有违事实的，恰好是在这些实物指标上，预测特别是需求预测是相当准确的。预测质量低的主要是价值类指标，如GDP增速、汇率等。往往空间范围越大或越复杂，由于内部之间的互补而导致稳定，预测反而较为准确。如中国粮食供需预测质量往往高于省、市、县的预测质量。

16

薛著（P153）：“工人选择失业，或房东宁愿空置房屋，都是明智之举，那是因为他们不能随时转换工作和赶走房客。他们以为自己不久便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房客，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搜寻和等待。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了，于是认命。可是原来找得到的工作和房客已经无影无踪，他们便只好再搜寻、再等待、再屈服。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就业，没有立即把房子租出去，只是因为他们手头的信息不充分，无法做出必胜的选择。”

争议：①把工人失业与房东空置房屋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前者是无产者，后者是有产者；前者往往是被迫的，后者往往是主动的。前者的举动大多与是否明智无关，够得上明智的是极少数跳槽者，而跳槽者往往都不应归为失业；后者的举动是否为明智之举得实证判断，不可一概而论，有个别的也是被迫的，无所谓明智之举。②把失业及房东空置房屋只归结为信息不充分是片面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即使有充分的信息也并不表明失业者会立即就业或能就业，还需要面试与试用。失业者没有立即就业本质上是供求之间的适应出了问题。

17

薛著（P156）：“人们‘本来’并不想提前消费那么多实物，他们‘本来’是想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所以，鼓励强迫消费就是浪费；人们‘本来’不想休息那么长时间，他们‘本来’是想多干活以提高货币收入的，所以，鼓励或强迫他们休假和旅游就是浪费”。

争议：①鼓励消费与强迫消费不属于并列关系。强迫消费在某些情况下是浪费，比如能吃两个馒头但被强迫吃三个馒头，则第三个馒头是一种浪费。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应该存两套衣服换洗，但被迫购存三套衣服换洗，则第三套衣服购用并不属于浪费，至于鼓励消费则与浪费无关。②休假与旅游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浪费，不管是自愿的或强迫的。少休息多干活也不一定就能提高货币收入，收入能否增加、增加多少确与工作时间有关，但时间并不是充分条件。

18

薛著（P157）：“要想把某些年份的GDP弄得高一点或低一点，那是易如反掌的。

办法之一，是把隐性的收入显示出来：家庭妇女‘本来’在自己家里做家务，那是没有算入GDP里的，但是，如果鼓励女性外出工作，或者让家庭妇女给别的家庭做家务，那么GDP的数字就会增加；休闲的享受和在家里的娱乐，是没有算入GDP的，但如果迫使人们去旅游或到健身房里运动，那么GDP就会增加。

办法之二，是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显示出来：储户‘本来’愿意推迟消费，把钱存起来或投资到某些项目上，但如果政府用高利息举债，并把债款用来盖房子修公路，那么GDP就会增加。

办法之三，是重复计算：一幢房子，落成时的估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它以后的全部收入。但按照GDP的计算方法，这所房子后来出售或出租得来的收入，也将计入该年的GDP中，所以这所房子的GDP是重复计算的。

这类令GDP结果发生变动的‘统计缺陷’和‘行政花招’多不胜数。”

争议：①妻子在家做家务不计入GDP是有道理的，因为GDP是统计市场性活动、产业性活动，所以妻子在家做家务不应计入GDP。同时如果像妻子做家务这样的活动计入GDP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比如，什么叫做家务，哪些家庭活动属于做家务。做饭是做家务，盛饭是否是做家务？削苹果皮是否做家务？因此，GDP不必考虑家务劳动，如果家务社会化，由雇来的人做家务，因为是一个产业自然应属于GDP范围。②盖房子、修公路属于建筑业，计入GDP是正常的。盖房子与修公路作为建设活动，与其资金来源是自筹资金还是贷款是没有关系的。③依据国民经济预算理论，固定资产折旧包括住宅折旧是计入GDP的，因为它们是生产的要素，有消耗就应提取折旧基金，以供其灭失后通过重新购置而使生产可持续。兆丰把落成时的住房价格与住房落成后提供的服务成本（折旧）说成是重复计算，是犯了一个错误，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一幢房子的价格（销售收入）计入GDP是从房地产开发角度观察，主要是建筑业的产出，而落成卖掉的住房到消费者手里，住房就是进入消费服务领域，是住房功能的发挥，可视同服务业的产出。显然这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年份），根本不存在GDP的重复计算问题。GDP的统计值并不如兆丰所说易如反掌。

19

薛著（P248）：“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5个亿，折旧1个亿，所以非4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咎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2个亿，那它就只能值2个亿，而与当初投入5个亿是毫无关系的。”

争议：①由资本价值永远只看未来并不能推出与当初的投资额毫无关系。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盈利能力这个没有异议，但盈利能力又取决于什么呢？显然，盈利能力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而且也取决于资产规模等供给性因素。固然，在没有市场需求时，不论初始投资多少，生产性资产是一堆无用物，生产只能是增加亏损。但是，在有市场需求时，则初始投资额大小会通过影响生产能力进而影响盈利能力。②兆丰此处还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把盈利能力等同于资本价格。兆风说，盈利2个亿就只值2个亿。显然是不对的。正确的资产价格公式是：资产（资本）价格是其盈利额除银行利息率。比如，某企业资产每年盈利500万元，银行利息率是5%，则其资产价格是1个亿。

20

薛著（P248）：“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10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10次只用一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争议：①“内建缺陷”一词有明显的翻译内伤，不合中文的信达雅要求。笔者没有看到英文原文，在此不妄加推断。希望兆丰重译此词。②“商品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是什么意义？我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彩电，彩电未来的全部价值就是2000元？我买彩电是为了使用价值，彩电的价格自然取决于供求关系。③现实生产是丰富多彩的，以扫帚为例，即可以生产耐用的，也可以生产不耐用的，不同的花色品种有不同的需求（客户）。有的人喜欢结实耐用、不求变，则购买可用10年的扫帚；有的人喜欢亮丽，喜新厌旧，则购买用了1年就可扔的扫帚。④“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是何意义？如果把扫帚看作固定资产，则未来10年总价值是否指其折旧总额？如果把扫帚看作低值消费品（非投资品），则未来10年总价值是何意义？兆丰为了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的交易费用，只生产耐用的扫帚，是不是有点片面、有点矫枉过正？依此推理，我买一块手表最好耐用100年，100年中我只需要一次交易，如此，省了多少交易费用。显然这是不合现实的。现实社会是，有些时候需要减少交易次数、交易费用，有些时候又需要增加交易次数、交易费用。否则，流通（业）岂不要消失？讨价还价的乐趣岂不是丧失？即使是耐用10年的扫帚也可以进入市场作为二手货、三手货再流通。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易次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交易费用也像生产费用一样，不能简单地以多少来判断其是好还是不好，需要与时俱进。

21

薛著（P257）：“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争议：①“出现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人们就无所适从”是什么意义？何谓无所适从？这一论点缺乏实证支持。②老板的收入增加，老板怎么能不知道原因呢？收入增加无外乎：价格上升或成本下降。若是价格上升，老板必然知道具体原因，如果不是原料价上升，必然是需求上升。通涨是否被预期与老板了解收入增加的原因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老板是否打败麦当劳怎么能不知道呢？③什么是普遍的通胀？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

22

薛著（P284）：“尽管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经济物品’的权利。同样道理，尽管你对事物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但没有了‘经济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对社会毫无影响。”

争议：①逻辑混乱。把言论自由与使用别人草坪扯到一起让人云里雾中。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何要用别人草坪呢？我为何不用公共草坪呢？比如类似于德国海德公园、美国时代广场之类的地方。②在报纸版面上行使言论权利，通常不仅是无偿的，而且还应该获得稿费或版税收入，这与使用别人的扩音器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扩音器，我干嘛要用别人的呢？难道我不可自己买一个？不可以找朋友借一个？③没有经济物品支援，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就对社会毫无影响？依此，民间口头文学就不能存在？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能存在？没变成铅字的演讲对社会就毫无影响？兆风太走极端了。

23

薛著（P287——P288）：“需求定律更深刻的含义是：‘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它是说，生产投入的价值，取决于其最终产品的销售价值。这个结论看似颠倒因果，但其实切中事理。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应该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投入的成本或价值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不少‘经济学者’谴责开发商在竞投建筑用地时哄抬了土地价格。事实上，正是住房需求增加，才推高了土地价格和房屋的价格。责任在‘我们’！一件东西的价格所反映的，永远是对它的需求。……故意增加成本并不能提高产品的售价。如果你给旧自行车重新喷漆的成本是1000元，你以为你就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吗？如果你闭门炮制一张激光唱片，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付出的成本决定了它的售价！……让我们再进一步展示需求定律的洞察力。如果你打算从广东空运一批荔枝到北方销售，那你应当选送优质荔枝还是劣质荔枝？答案是优质荔枝！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追加一笔固定的航空运费，所以优质荔枝和劣质荔枝送到北方后，两者的比价就会缩小，可见运送优质荔枝比运送劣质荔枝更合算。这个推理可以解释很多同类的现象：优质的加州橙子和葡萄更多地运到了异地；豪华汽车总是出口多于当地销售；国际贸易总是以‘奢侈品’为多；在远走他乡的学生里，优等生的比例更大；出色的球队应邀远征的机会更高等等。解释这些现象的通则是：优质品和劣质品的价格分别加上一个固定的追加成本后，它们的价格比会缩小，从而使得优质品的‘全部成本’相对便宜了。”

争议：①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过去式，而产品价格则是一个现在式，价格如何决定成本？兆丰把成本与计划成本搞混了。产品价格决定的是计划成本。比如我们上马一个新产品，先考虑其现价如何，未来价格如何，然后再考虑预算成本如何，剩下的就是利润如何。②兆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投入成本决定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虚假问题，是兆丰的子虚乌有。经济学常识是：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成本对价格的高低有影响。③土地价格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上升一般是由需求上升带动的，但是当市场体制不那么完善时，则地产价格上升就不一定是由于需求上升，可能是由于供给垄断。比如，转轨时期中国地产的协议转让使得地价不合理上涨。④兆丰喜欢提出虚假问题，比如谁会故意增加成本？谁给旧自行车喷漆？谁会花1000元钱给它喷漆？除非这是一辆上万元的自行车！不过对于有些人、有些高档的自行车而言，重新喷漆是可能的。⑤兆丰又提出一个伪问题：运送荔枝到北方，要么是优质，要么是劣质，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运送优质荔枝，除非疯子才销售劣质商品。实际上，在优质与劣质之外，大量的是普通荔枝。因此，运到北方的荔枝，少量的是优质，更多的是中质，不同质量的商品各有自己的市场。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这与所谓比价缩小没什么关系。对穷国而言，其出口到富国的大多是优质（中国商家常在商品内销时标上出口转内销，以示层次高）；对富国而言，其出口到穷国的大多质量一般，甚至低劣，这是铁的事实。不知兆丰同志的豪华车出口多于当地销售有何数据支持？远走他乡的学生中是否一定优等生比例更大则就要看优等标准是什么？优等标准是否合理？断然而没有实证作支撑地拿出一个结论是不合适的。

24

薛著（P295）：“在贫困山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是不明智的。让那里的孩子学英语，不仅没有收益，还是累赘，是奢侈，是浪费，跟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来换取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的油画没有差别。不要用个别脱颖而出的罕见例子来反驳。我们应该惦记千万‘陪读生’付出的代价和结局。如果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他们就应该积累更多生存和生产的实际经验，而不是英语单词。”

争议：①兆丰说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有点荒谬了。兆丰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以笔者之见，因为是贫困山区，更需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得他们有至少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机会掌握同等的技能。现在严重不公的是，越穷的地方，教学条件越差，这是令人忧虑的。真正学英语是浪费的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②什么叫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依兆丰逻辑，毛泽东应该呆在韶山不出去。什么叫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是不是山区的孩子不需要上学？少上学？兆丰不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犯了科学研究大忌。③把在山区开设英语课看作是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换取梵高油画，这真实令人费解，两者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兆丰同志又一次走了极端。

25

薛著（P299）：“什么叫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做完贡献，就在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hold up）行为。”

争议：①误解误用敲竹杠。其所述例子应属于过河拆桥或不守信用。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敲竹杠是：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②兆丰所述例子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收割者根本不可能独吞收益，除非他动用武力，或偷偷收割迅速出手，否则，施肥者会阻止他的，根本不存在施完肥之后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手上这回事。而且两个农民的合作也很少有这种分段合作，除非施肥者施完肥之后要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则一定是两人同步合作一起干。兆丰有点闭门造车。

26

薛著（P306）：“经济分析的任务，是解释人的行为，而不是解释人们的愿望和感受，更不是评判人们的价值观。”

争议：这一论述是兆丰个人的观点，至多是一部分人的观点。经济分析的任务绝不仅仅是解释。张五常先生曾经归纳过至少五种任务：经济哲学、经济福利、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经济解释。五常先生本人倾向于经济解释。兆丰不仅把经济分析的任务仅归结为经济解释，而且认定仅解释行为而不解释愿望与感受，这确实太武断了。行为与感受能分得开吗？依兆丰逻辑，经济心理学、规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应不复存在！

27

薛著（P371）：“经济学只是指出了一个企业要符合什么条件才更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点，经济学就束手无策，无言以答了。……我们知道有些小孩子营养不良，但怎样才能让他吸收营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

争议：兆丰又一次把个人的观点强加于经济学界。而且此处的叙述也违反了兆丰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解释的观点。经济学如果只给出目标而不考虑手段岂不是太残缺？一个医生怎么会只诊断而不给出治疗方案呢？一个孩子如果认定为营养不良，其如何吸收营养还不清楚吗？只要将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比，其补充什么营养、如何补充还不易如反掌？如果确定了病因，治疗常常是容易的。很多治疗无效，往往实质性问题是并没找到真正病因。

28

薛著（P372）：“弗里德曼雄辩滔滔，获诺贝尔奖，著书立说，还请来‘未来战士’施瓦辛格和总统里根等助阵，拍摄电视连续剧《自由选择》（Free to Chose），如日中天，但美国听了他多少？”

争议：兆丰此言差矣。什么叫美国听了他多少？这里的美国是谁？仅仅是指政府？是指现在的政府？不听弗里德曼的不等于弗里德曼不重要，不等于经济学不重要。这里笔者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段话转录于此（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版，330页）：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不知兆丰对此有何感受？

通讯地址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    顾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