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剑走偏锋的遗憾
在与一位薛兆丰观点拥护者的争论中，我曾提出过一个假设：如果薛先生不是一个收入优厚的学者，而是一个外出打工每月挣四五百元工资的民工，或他的文章中所作比喻的奴隶主手下的奴隶，那么，他会持有怎样的经济学观点？
剑走偏锋的遗憾
张弘
（摘自2003年1月3日《文汇报》）
大多数人知道薛兆丰是缘于1999年他与方兴东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以及后来他与汪丁丁等经济学家的争论。同时，薛兆丰是第一位自己拥有个人网页的经济学者，他的个人主页“制度主义时代”人气颇旺。最近，他的经济学散论《经济学的争议》也出版了。
薛兆丰的言说方式和文笔之洗练，是一般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尼采说过一句话，我的虚荣心就是用一句话说出别人要用一本书说出的道理。薛兆丰就是这种观念的追随者。他的经济学散论，往往抛弃了术语和令人迷惑的专用词汇、公式等，试图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复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成功。我差一点就要被他说服了。
然而，仔细阅读了《经济学的争议》之后，我发现，在薛兆丰的经济观里，除了精辟与洞见之外，也不乏谬误甚至是昏聩。这些，是需要读者辨析的——尽管，他在开篇时显示出“给不同意我的朋友”的大度。但是，我更不会忘记一位哲人的话：“在真理面前，不可以有一点让步，哪怕一点点也不可以。”因此，我不得不表示出一些与薛先生不同的见解。
比如，在《火车票价还不够高》一文中，薛兆丰曾提出“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这样的“惊人语”。自然，他有他的分析，其理由是黑市猖獗，并进而推断，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此外，薛还将春运问题简化为“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并提出“在众多的竞争标准中，只有一种最有效，最不浪费，那就是价高者得”。在这里，薛忽视了众多因素。首先，铁路属天然垄断性行业，是无法引入竞争机制的，作为一种让乘客首选（有时候是别无选择）的交通工具，它的价格直接关系到乘客“是否可以回家”。其次，春运问题绝不能简化为“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更不能以“价高者得”来“快刀斩乱麻”。在有关春运的所有环节中，火车票票价只不过是一张各种病因的晴雨表，社会问题各种不同症状集中体现的冰山一角，它决非仅仅是一个分配方法的问题，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它决不能将所有的复杂社会因素抛开，简单地用“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价高者得”来解决。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文中，薛兆丰引用并赞许的一些观点也不无错误或以偏概全之处，犯了以“印象”代替事实，以先验代替经验的毛病。比如，“奴隶总是受到残酷的虐待吗？福戈尔摇头说不，因为虐待奴隶，只会使监察费用大增，明智的奴隶主，往往施行‘仁政’，以激励奴隶创造价值。想来简单，哪怕一头牛，只要是你的，你又怎会虐待它？”
薛先生是对于人的“明智”期望太高了，他与那些一心企盼君主实施“仁政”的儒生似乎别无二致。通常，“明智的奴隶主”只是极少数，只要看一看中国几千年来的惨痛历史便知，实施“仁政”的有几人？
通览薛的全部篇什，大部分（如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破窗理论”以及《遇袭是祸不是福》）是我所赞赏的，但是，对于薛将经济学观点和价值无限扩大和泛滥到各个领域，我表示坚决的反对。张五常和薛兆丰定义“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夸大的。张五常为经济学总结了两个基本原理：一、人总是自私的，即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二、资源总是稀缺的，即价格越低，需求就越大。这两个被薛奉为圭臬的原理，其错漏与以偏概全之处显而易见。诚然，自私是人性中一种品性且无可厚非，但是，人性中依然有其他被誉为美德的品性，如舍己救人、天下为公等。人类诞生以来繁衍至今，仍然有许多被公认的其他品质和价值。况且，即便人有自私的一面，也不能忽视人的其他品性用自私对人进行全面的概括。他也不一定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某些情况下，人也有很大可能放弃部分利益而兼顾一些其他价值。至于“价格越低，需求就越大”，这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正确，当某一种物品由于这种因素造成了极度的饱和且为患的时候，即使它的价格继续降低，它的需求也不会继续加大。
在我看来，经济学与其他的学科没什么两样，只能在自身或邻近的领域内发现、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任何试图以某单一学科的角度来概括所有“人类行为”的想法都是可笑的。薛先生的经济学观点中，连自由主义天然的内部紧张也没有了，并摒弃了学界的一些基本认同而一味剑走偏锋，这不能不使人遗憾。
在与一位薛兆丰观点拥护者的争论中，我曾提出过一个假设：如果薛先生不是一个收入优厚的学者，而是一个外出打工每月挣四五百元工资的民工，或他的文章中所作比喻的奴隶主手下的奴隶，那么，他会持有怎样的经济学观点？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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