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坚守常识的经济学——读《经济学的争议》

兆丰的文章就是这样一支喇叭，它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经济学常识，帮助我们掌握分析流行观点的是非的方法，帮助我们找到人们行为背后的规律。长此以往，普通读者就会在经济学的争议中清醒、理性起来。

坚守常识的经济学——读《经济学的争议》

田学斌
（田学斌先生供职于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他的电子邮箱是tianxuebin@sina.com）

一

感谢张五常和薛兆丰，是他们的文章改变了我的思想。我对于市场、产权、交易费用与制度的理解，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他们。我还由此领悟到简洁明快的文章的力量。我欠他们太多。

应当尊重薛兆丰。他不是一个职业经济学家，但他是成功宣传经济科学理念的佼佼者。

马歇尔说：“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每个经济学家会用不同的观点去应对挑战，往往面对同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而经济学上的争议还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前者可以使用专业性的语言，后者则一般借用通俗化的散文来表达。

经济散文是张五常发明的。1988年，他的第一本中文文集《卖桔者言》在国内出版，一时洛阳纸贵，3万多本一售而空。经济散文的种子就此种下，此后不断结出累累果实。今天的中国，经济散文如雨后春笋，优秀的作者层出不穷，薛兆丰就是卓而不群的一位。

说薛兆丰不同凡响，是他的经济散文有特色，坚持三个原则下笔。一是行文清楚明确，二是选材广泛，三是文章的思想坚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几条原则的践行形成了薛氏经济散文的品格，独树一帜。因为追求清楚明确，可能少了文采；因为选材广泛，可能被指为眼花缭乱；因为坚持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可能缺乏创新。这些来自反面的批评，正是对薛氏散文的另一种肯定。他的文章枝干突出，重点分明，清楚有力，反对者易于下手找寻漏洞，赞赏者也能够方便地抓住重心，加深印象。

与其他经济学者相比，薛兆丰容易引起争议。他坚持自己反复考察、衡量的科学理论，一旦认定就从不放松。他的文章经过深思熟虑，对于批评意见很少“采纳”。有人批评他专断，有人说他狂妄，更有人说他偏激，这些意见都被他当成“鼓励和赞扬”。因为真的没有人能够用一套理论来说服他。自己手握真理，为什么要刻意作谦虚、从善如流状地屈服呢？

围绕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下笔，是这本专栏文集的特色。文集涉及的内容，从最低工资到火车票价，从反倾销到财政赤字，从竞争到垄断，从政府到市场，从生活观念到经济学书评，微观宏观兼有，析事论理皆备，是一本优秀的通俗经济学教科书的规模。而贯穿其中的经济学理念来自芝加哥学派，属于相信市场、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脉。要学习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的争议》就是清楚、浅白、准确的教科书。

薛兆丰坚持用常识说话，“普通的读者，……只要遵循常识，就可以融会贯通，掌握足够的思考工具了。”常识人所共知，却不是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都懂得通透、用得灵活的。经济学的常识就经常被经济学者和普通公众所忽略。更易迷惑人们的是，有时这种忽略常常打着美妙的口号和善意的幌子，却偏离了科学的本义。兆丰没有创新理论，却一贯坚持正确的理论，化为一种理念，反复运用，就把那些善良的思想模糊者给打败了。看看与兆丰有过争论的对手的文章和发言，你就会知道谁站得离真理更近些。

兆丰的观点没有创新，但是他直言不讳，这就比那些本来没有半点创新，却在形式上、口头上吹牛的学者强得多。看多了“假创新”，一见这样的人和文章，能不喜出望外？

二

无心插柳柳成荫。“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这是兆丰的写作动机。但我认为，如果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拥有更多的读者，从而使更多的人从谬误的习见中解脱出来，不就可以间接地改造世界了吗？

兆丰的观点在书中的104篇文章中都有清晰的表达，我大多赞同。只是有几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也愿意说出自己的感受。

1．自由贸易，双方获益。外贸的顺差逆差、门户开放的大小、关税水平的升降之所以受到一边倒的关注，根本原因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普通大众的爱国心”，用保护民族工业、经济安全、爱国等蛊惑人心的大词，影响舆论、左右政府政策。

兼相爱，交相利。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有异，据此进行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交易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本来是简单的常识。这常识在一国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共识，而一旦跨出国界，就会发生改变。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一些学者声称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也会给第二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似乎中国经济的末日将至。这些幼稚的观点，利用简单的推理就可推翻，而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现实，更是否定了那些“风水派”的预测和胡说。

林毅夫在《发展战略和经济收敛》（CCER简报，2001年第36期，总第258期）一文中指出，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应该是内生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没有优势的就应该进口，有优势的就出口，这样，开放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可见，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是国家繁荣的基础。限制交易，只会增加使用成本和交易费用，延缓经济发展。这道理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同样也适用于国际经济交往。

2．尊重产权，交易互惠。中国盗版猖獗，有人出面辩护，宣称盗版有理。对此，兆丰正确地指出：“为盗版辩护，背后只有一个真实理由，那就是用惯了盗版，一下子舍不得花钱买正版。”一针见血。对于盗版行为，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解释，被许多媒体转载。但其中也有不大妥当的地方，特别是忽略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清楚认识和坚持。

对整个社会来说，盗版软件和盗版书籍一样，是不经济的行为。它损害了原创者的应得产权及其回报，打击了知识创新者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助长了一种不劳而获的投机心态。盗版实际上就是一种偷窃行为，明目张胆的盗版，就是抢劫犯罪。可是社会公众并没有从这样的角度认识盗版，而是抱着一种“有便宜就占”的投机心态。正是这样的消费者，养肥了那些盗版商。

支持盗版有理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正版厂商获取了暴利。其实，暴利是相互的。消费者出大钱购买软件，得到了相应的享受，获得了相应的利益，斩获不菲，也是“暴利”。这是兆丰告诉我们的道理。

交易是双向的。只要没有强迫，厂商自主定价，消费者自愿选择，交易就是对厂商和消费者同样有利的。厂商得暴利，消费者也得“暴利”！

3．票价提高，收益腾升。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成为抢手货。在运力一定的条件下，需求量增加，价格就会上涨。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定律——需求定律，不容违背。可是，对于票价上涨，舆论反应强烈，似乎以此就可以表现媒体的公义与良知。这是错误的举动。造成火车票价上涨的，是乘客自己，而黄牛的存在则显示票价还不够高。因为只有存在正的价差，黄牛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按照黑市价格售票，黄牛就会销声匿迹。所以兆丰写道：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解释火车票价上涨的原因。一是目前中国的铁路运价确实不算高，与公路相比，就有不小的差距，而消费者从中得到的收益也相应较多：价格不贵、有安全保障、不用担心被半路“转卖”等。这些价格和非价格的好处相加，是不小的“效用”。只不过非价格的“收入”往往被消费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方面，春运期间，旅客归心似箭，实际上铁路票价的价值就会比平日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有所提高。列车价格适当上涨，是获得更高效用的代价，即使加上严重超员和服务不良等“支出”，消费者也还是“有利可图”的。这是消费者的行动给我们的回答。因为如果消费者觉得无利可图，就不会受这“劳什子”罪来挤火车、回家过年了。

不要忘了，“交相利”。消费者的误解，在于只关注购票所付的金钱，而忽略了乘坐火车回家过年所得到的收益。今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而是赶在元旦时回家看望了父母。唯一的原因，就是挤不起火车。

4．自愿失业，心口不一。“失业都是自愿的。”这样的全称判断，授人以柄，可能被推翻（证伪），是科学的结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似乎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失业者，不留一点情面。在提倡人文关怀和保护弱者的人看来，一定大谬不然。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有很多良好的愿望，却没有科学的认识，更缺乏正确的解决办法，结果就是可想而知的“好心办坏事”了。

我曾经见到好多失业工人，要么整天溜达来溜达去，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堆，打牌搓麻，聊天取乐。他们穿得不好，吃得一般，但是却不想去找份工作干。他们的理由很多，不是嫌工钱低，就是抱怨工作脏累；不是嫌没有各种保险，就是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吃不消，“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替他们担心。后来我了解到更多的事实，知道那是他们自愿呆在家里的。说起来似乎是被迫的，听起来令人同情，而真相却是：失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市场经济是承认能力差别的经济，对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定价。这就是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建立起来的灵活生动的秩序。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竞争衡量本领大小。质次的物品难卖高价，能力不高者会在竞争中落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似乎是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却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把握。

不要埋怨政府、抱怨市场，应该反问自己；不要一旦在市场上得到好处就拥护市场，遇到挫折就想着走回头路。回头路永远走不通。市场就是鼓励每个人勤奋努力，自强不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会有高收入，试图走后门、跑关系的风险越来越大，也不是长久之计。踏下心来，学习知识，发展特长，才能在市场中有用武之地。

市场是把尺子，我们每个人的本事大小都能得到公开公正的衡量；市场不会屈才，市场没有偏向。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偏向的话，那就是偏爱能够带来高价值的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

诺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曾说：“毫无疑问，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引起了各种学说。……某些学说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教条。某些只是经济学家已经消亡了的思想。能说明这些学说是错误的，就为这个问题的一种有用的概念扫清了道路。非常有希望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相信经济分析的喇叭可以摧毁政治教条的城墙并不完全是幼稚可笑的见解。”（《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页）

兆丰的文章就是这样一支喇叭，它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经济学常识，帮助我们掌握分析流行观点的是非的方法，帮助我们找到人们行为背后的规律。长此以往，普通读者就会在经济学的争议中清醒、理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