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令人丧失信心
薛兆丰2009年1月8日按：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当选后在今天首次发表正式演讲，公告其凯恩斯式救市大计（见这里）。地点选在我的母校乔治·梅森大学，而该校的经济系一向以与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著称（见这里）。让我借机重贴一篇十年前发表的文章以示立场。
什么令人丧失信心
薛兆丰
1999年3月12日《证券时报·财经周刊》
全球金融风暴后，受灾各国陆续步入经济衰退：市民积谷防饥，不愿消费；银行谨小慎微，不敢放款；企业负债破产，一蹶不振，信用危机已成事实。
凯恩斯干预主义哲学毕竟潜移默化了几十年，面对危机，普通大众自然渴望政府有所作为，他们怎么都不愿意相信，政府会真的没有办法。天既降大任于斯人，政府这时候如果还坚持亚当·斯密的“无为而治”原则，似乎就是懦夫。因此，人们常常听到这贴出人意料的药方：“现在只有利用赤字预算，才能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走出衰退。”
这剂药日本服食得最多。1992年以来，日本各种刺激经济的项目已经用掉了大约80兆日圆（6780亿美元）。最近连派发购物券的办法都用上了，可是经济依然停滞不前。同样，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意大利到泰国，从南韩到巴西，都往往在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里，依然扩张政府的支出，目的是刺激市民的信心。在御用经济学家的嘴里，这仿佛是以毒攻毒的良药。然而，这剂药，比它要医治的疾病还要有害。
其实，所谓的“信心”并不重要，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往往被高估了。我们要明白，在打仗时强攻山头，与在衰退中振兴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攻山头是一个“单”目标任务，所以“信心”和“激情”对达成目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经济事务却是一个“多”目标系统，只有市场价格才能指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光靠“信心”和“激情”是无能为力的。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价格体系，那么一个人即使信心再足，也还是无法断定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该投资什么、不该投资什么，该干哪行、不该干哪行的。理性预期理论指出，公众越是知情，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就越微，所以只有在封锁了消息的国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能暂时奏效；但在信息发达的社会里，市场不仅能够在刹那间对政策作出分析，还能迅速形成各自的对策，于是，政策的刺激作用就会被抵消。
可不是吗？市民明知道是刻意的刺激消费，明知道派发购物券会增大赤字，明知道迟早要加税，他们又怎能乐观起来？一个人认为自己穷，他到底是不是真穷，并不要紧；但别人为了证明他错了，就拿他的钱来拼命乱花，则必定令他真的变得更穷。政府为了赶任务，为了安抚民心而花钱，人民就会真的变得更穷。
让我们重温香港两位前任财政司的理财哲学吧。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说：“我们绝不可以靠花钞票来走出衰退……政府开支的控制要非常严格。当收入比预期少时，开支就还要收缩。”彭励治（Sir John Bremridge）则说：“政府盲目的开支是不负责任的，那不能显示信心，只能显示出你是傻瓜。事实上，除了政府支出失控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会令我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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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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