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经济学的缘起（反垄断专题之二十四）

在过去数十年里，“法与经济学中心”举办过大量讲座，有超过400位联邦法官自愿参加过学习，而应邀开讲的经济学家，则包括哈耶克、科斯、布坎南、图洛克等人。弗里德曼当年在瑞典领完诺奖，回美国第一站，就是到该中心讲课。阿尔钦始终是热情的支持者，而他和亚伦（W. Allen）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则是一直讲座的指定读物。令许多人诧异的是，萨缪尔森（P. Samuelson）也非常赞赏该中心的所作所为，所以曾经连续17年参加讲座。更有趣的是，在第一次讲座结束后，法官们带着疑惑的神情问：这是怎么回事？萨缪尔森教的经济学怎么好像跟阿尔钦的一样。

     

法与经济学的缘起

薛兆丰
2007年10月15日《经济观察报》“解释反垄断”专栏系列（之二十四）

本系列不停连载了六个月。按原计划，我要以一篇“小结”来收尾。但现在考虑到三点：一是中国刚通过《反垄断法》，并定于明年夏天实施，其间要制定大量的“执行指南”，并确定执法机构的细节，所以值得讨论的话题会继续涌现；二是读者感兴趣，好些来信说案例和文献介绍还不够详细，希望知得更多；三是这个系列编辑成书的时间推迟，所以还用不着“收尾”。于是，我想将这个系列搁在那里，虽然暂停连载，但仍然随时增补，直到出书为止。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真是这样！本来是没有“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是美国一群关心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的学者，包括那些在本系列里一再出现的戴维德、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布坎南、图洛克、博克和波斯纳等人，以其独特的远见、耐心、技巧和学识，有意开拓了这块跨学科领域，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源头是戴维德（A. Director）对反垄断案的讨论。1937年，还在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戴维德跑到英国，准备以英格兰银行的内部数据为材料撰写毕业论文。但是，英格兰银行拒绝让他接触有关的数据。就这样，他博士学位就这样永远耽搁下来了。在英国的那一年，他结识了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L. Robbins）和普兰特（A. Plant）。罗宾斯替戴维德写了封份量极重的推荐信，让戴维德回到芝加哥大学找工作。

怎么安置这位显然才华横溢、但没有博士头衔、所以很难放在经济系的年轻人呢？最终，戴维德被委任为法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而办公室则安排在图书馆的书堆里。正是这样，戴维德才开始翻阅反垄断案的卷宗。不难想见，在那个时候，“垄断”和“企图垄断”可能是各门法律中与经济学最沾边的辞藻了。

戴维德很快发现，在一个个反垄断案件里，法官的推论都是错的。他阅读，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反垄断问题的分析框架。他的分析框架，很快又成为教员们认真讨论的话题。反垄断法教授李维（E. Levi）后来邀请戴维德一起上课，而时间分配是4:1。

李伯乐（W. Liebeler）是这样记述的：“每个礼拜有四天，李维按部就班介绍法律，用法律思维的传统方式，把案子一个个串联起来，然后加以总结，从而解释案情，并说明其中的合理性。四天下来，李维都这么干；而每个礼拜有一天，戴维德会给我们解释，李维在前面四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他用经济分析表明，法学分析根本站不住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也这么描述他和戴维德的交往：“这种情况多得让我真有点尴尬：我充满信心地谈论某个话题，说出我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但是双方和和气气地进行半小时的苏格拉底式交谈后，我发现自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他通过那种私下交流的方式给我的影响，要比我认识的其他人大很多倍。”不用说，戴维德也深深地影响了自己妹妹的丈夫，另一个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 Friedman）。许多年后，当人们问弗里德曼有没有犯过错时，弗里德曼回答：“我以前赞成反垄断法，但后来发现它造成的危害要更大。”

围绕着戴维德，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戴维德主编《法与经济学期刊》，不仅刊登了科斯关于社会成本的名文，还最终把科斯请到了芝加哥大学。戴维德的学生纷纷出道，包括写《反垄断悖论》的博克（R. Bork）、写《反垄断法》和《法的经济学分析》的波斯纳（R. A. Posner）、还有分析标准石油案的麦基（J. McGee）等。这些事件无疑都与“法与经济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能不提的是，在戴维德的许多学生当中还有个叫曼尼（H. Manne）的。

曼尼通过办教育，不仅把“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推向了全美的法学院，还推向了全美的法院。1971年，曼尼开始每年在罗彻斯特大学举办为期三周半的课程，请杰出的经济学家给法学教授讲“价格理论”。到1974年，随着曼尼转到迈阿密大学，“法与经济学中心”正式成立。到1986年，中心迁居到乔治·梅森大学，而曼尼则成为梅森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一做就是十年，至今仍是荣誉院长。

在过去数十年里，“法与经济学中心”举办过大量讲座，有超过400位联邦法官自愿参加过学习，而应邀开讲的经济学家，则包括哈耶克、科斯、布坎南、图洛克等人。弗里德曼当年在瑞典领完诺奖，回美国第一站，就是到该中心讲课。阿尔钦始终是热情的支持者，而他和亚伦（W. Allen）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则是一直讲座的指定读物。令许多人诧异的是，萨缪尔森（P. Samuelson）也非常赞赏该中心的所作所为，所以曾经连续17年参加讲座。更有趣的是，在第一次讲座结束后，法官们带着疑惑的神情问：这是怎么回事？萨缪尔森教的经济学怎么好像跟阿尔钦的一样？（当然，作为阿尔钦教科书的译者，我肯定他们两人的教科书是不一样的。）

该中心产生的影响有两个：一，是现在美国几乎所有法学院都配备了经济学教授；二，经济学思维显然影响了美国法官的思维方式。据曼尼回忆，一位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在课后的晚餐中，激动地谈论着当天的课程内容，拍着桌子感叹道：“我要知道×××为什么以前没人跟我说过这个。”而另一位法官在第三次参加讲座时说：“曼尼让我头一回明白，要得到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cost）的。”

以上故事，根据科斯写的《戴维德》、吉弛（E. Kitch）写的《真理之火：回忆芝加哥大学的法与经济学》、曼尼写的《法与经济学在充满敌对的社会里是如何传播的》与《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的思想历史》、以及布坎南和阿尔钦的忆述写成。读者朋友，写这个“解释反垄断”系列，用掉了我这个夏天最好的时光，因为我希望类似的插曲也能发生在中国。值得高兴的是，德姆塞茨和曼尼两位教授，这个礼拜将出席北京一个反垄断法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希望他们的到访，可以激起国内对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反思。

后记：

2007年10月13日至14日，由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Harold Demsetz教授和乔治·梅森大学的Henry Manne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我亦荣幸应邀参加会议，并作题为“A Case for Per Se Legality with Anticompetitive Offense in Antitrust Law”的发言。详情容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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