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短缺现象，无论是电力、车票、住房还是年夜饭，都是每个人学到的基础价格理论的试金石。本文发表了九年，读者热议了九年，明年是否要搞个盛大活动？请各位建议！感谢！
违背经济规律，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后果，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薛兆丰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5日
按：春运火车票价历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差额向来由铁路职工和黄牛党瓜分。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而全社会则蒙受净损失，损失量等于排队者所花时间和气力本来可以制造的财富和快乐。今年火车票不涨价，铁路职工和黄牛党平添一份横财，国家库房收入相应减少，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全社会蒙受的净损失不变。二零零七是“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不同意？认为春运火车票不应该提价的人，读《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认为春节团聚的需求缺乏弹性的人，以及不明白为什么过低价格必然引起资源浪费的人，读《康德未曾出远门》；认为春运加价症结在于铁路非市场化的人，读《年夜饭为什么贵》。
回家的路不好走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过去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火车票提价不充分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黄牛党吃了谁的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须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乘客喜欢怎样竞争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薛兆丰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如果说车票不涨价，是为了表演福利；如果说让几百万民工风餐露宿，目的就是选拔强悍者，卖票就要卖给这种人；如果说节前三礼拜就要不断跟好几个票贩子电话密切联系，说这增添节日气氛；如果说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逼疯几个比较脆弱的，还能观看女士敞着门大小便，都是返乡旅途的余兴；如果说与其让几百万人在工厂干活赚钱买高价票，不如让他们站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如果说铁路职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让他们和黄牛党串通挣点压岁钱；如果要这样，我没意见，真没意见。索性搞几趟“免票专列”，让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玩赏玩赏吧，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在今天美国，航空公司是自由竞争的，没有政府垄断问题，也没有价格管制问题，可机票价格秒秒波动，明明看好的网页，一眨眼就变价，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们兼并了黄牛党，他们就是黄牛党，黄牛党的功能还在发挥，这功能合法化了，机票价格能涨就涨，圣诞节是不是谁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铁路的国家垄断特性。难以相信薛兆丰不知道铁路是国家垄断，难以相信薛兆丰不赞成开放营运业，也难以相信薛兆丰反对铁路私营化。但这些都跟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谈？我双脚牢牢站在地上，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这篇文章发表时，编辑还善意地建议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们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样？
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杖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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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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