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山：谬误与昏聩并存＋李子旸：您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我想，薛兆丰努力写出这些文章，也正是针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希望大家能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结论。分歧也许不能立刻弥合，但讨论总是有益的。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自由竞争。

谬误与昏聩并存——评《经济学的争议》

刘正山
（刘正山先生是大学教师和财经编辑，他的个人网页为 http://yetsun.y365.com/）

2003.1.9

日前，某出版社一位素昧平生的编辑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薛兆丰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出版了，希望我能写篇评论。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您有关薛的文章，觉得言之成理。可以使人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只有一方面的观点总是不好的。”这位编辑先生欢迎不同意见的胸襟与态度，我非常欣赏。

我在2002年2月份撰写的一篇文章（《走火入魔的薛兆丰》）中说过：“薛兆丰的文章，在语言风格上颇有新鲜感，论述方式上开门见山，用词形象且很有个性。这些方面，我很欣赏。”看了薛兆丰的《经济学的争议》，我还是坚持上述看法。此其一。其二，关于这本文集，薛兆丰说：“每篇与时事相关的文章，都编写了按语，介绍事情的原委；每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都补加了后记，叙述事情的发展或观点的转变；每个主题内，不仅有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观点，还有生动的说理。”同市面上其他相关文集相比较，这也是很大的进步，很值得有关学者或作者学习，我也很赞赏。其三，看了薛兆丰的文集，我想起了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评价《走火入魔的薛兆丰》时提出的看法：“其实薛兆丰的工作也有意义，至少让大家知道经济学上某些时髦和极端的观点。”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我也觉得有必要。

但是，就薛兆丰的观点而言，我觉得很有问题，大部分值得商榷，而且它很有可能误导读者，造成不良影响。众所周知，薛兆丰的成名作是关于微软垄断案与方兴东争论的文章，其后以批评汪丁丁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其他被认为有分量文章如《股价不可预测》、《真假IP电话》等等。但是，阅读薛的那些文章不难发现严重的谬误。有人说：“在薛兆丰的经济观里，精辟共谬误一色，洞见与昏聩共存。”我却认为，总体上而言，薛兆丰的文章是“谬误与昏聩并存”。这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薛兆丰的多数文章观点很有问题，要么错漏百出，要么偏执而极端的（其实也是“错”，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错”）；二是其大多数文章毫无创见，更确切地讲是“copy”前人的观点。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1. 错漏百出的文章。如，薛兆丰在《失业不是浪费》中说：失业都是自愿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但这里不再赘述，仅举一例：国有企业因为严重亏损而不得不破产，工人被迫失业了，你能说他们是“自愿”的？全国那么多“下岗”工人，你去问问他们，有几个是“自愿”的？薛兆丰自己不是常常强调，如果观点同现实相矛盾则该观点一定是错的，但为何他自己还推出如此观点？

又如，关于火车票的价格问题，薛兆丰认为还“不够高”。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读者而言，这个观点较具迷惑性。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其问题所在（这里的讨论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他没有明白竞争的要义！完善的市场下的竞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厂商之间竞争、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竞争、消费者之间竞争。只有这三种竞争程度趋向较高水准，效率才是最高的。当前，我国的火车票问题，竞争只包括两个方面：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竞争、消费者之间竞争。而厂商是垄断的，所以其以垄断价格、低效率的服务，损害市场效率。

再如，在《真假IP电话》中，他在批判“那位专家”之前根本没有弄清楚人家的观点所针对的真实问题是什么。正如汪丁丁所说的：世界几乎永远比他那种“教科书学术”能够处理的问题要复杂。专家们目前关注的正是“不公平竞争”未来可能带来的垄断后果！

2. 偏执而极端的思想。如，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薛兆丰引用张五常的话说“连疯子跳楼都能解释”，薛兆丰“修正”后的经济学定义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我实在搞不明白，薛兆丰为何对经济学偏执到如此地步！“疯子跳楼”怎么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按照张五常和薛兆丰的逻辑，是否应该废弃心理学？不同的学科有其交叉之处，更有其各自的界限，不能因为其有交叉处而将甲学科的观点强加于乙学科。直观的例子是：经济学研究选举问题，但不能说经济学就可以解释或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另外，“可以”解释本来应该属于其他学科的东西不等于能够“完美”的解释这种现象。其实，一般的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都会强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问题，薛兆丰最崇拜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的导言就谈到了经济学的边界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研究偏好的形成；经济学同论理学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研究偏好的评价等等。当然，偏执的不仅仅是薛兆丰，还有盛洪，他于199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经济学是怎样挑战历史的？》的文章，该文当然地遭到了历史学家罗志田的质疑与抨击。

又如，薛兆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中引述的一些“战绩”无不以偏盖全，如“为什么濒临灭绝的总是野生动物，而不是牛、羊、狗？诺思认为，这与那些动物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不是私有财产有关。”产权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人类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进而，欲望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自然物包括野生动物的增长速度。所以，即便是将那些野生动物的产权私有了，也只能减缓其毁灭的速度，提高其利用的效率，但绝对不可能保证它们不灭亡！

再如，市场有没有失灵？这其实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以“中国经济学的保姆”自居的薛兆丰却偏偏要加以否认！即使在薛兆丰信奉的新制度经济学里，也没有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按照科斯定理的说法，只要交易费用不等于零，产权的制度安排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制度安排当然可以认为是市场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但政府在其中能不能起到选择或者纠偏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当要把这种制度安排落实到文字（也就是“法”）的时候，政府必须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无法自我实现帕累托最优。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入手，政府干预便能够导致帕累托改善，即能使社会中部分成员的福祉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原有利益。

3. “copy”观点还是“写”文章？薛兆丰的大多数文章毫无创见，尽管与国内教科书上的知识相比，很多观点是比较新的（国内的大多数教科书确实异常落后，更新慢，错漏多，且大多抓不住重点）。如《需求曲线必定向下》用的是张五常的观点，但他用错了，连张五常的失误一并copy下来（我在《天下有没有“吉芬商品”？》中有分析，见《国际金融报》2002年8月16日）；《通货膨胀与失业》用的是弗里德曼的观点；《股价不可预测》用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几位学者的观点。当然，进一步追溯的话，它是由爱因斯坦在《量子论》中提出的，该原理指出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知道某一“粒子”的特性，因此亦无法测知其动向；《国际贸易中的胡说》实际上是批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这个观点早就被批驳过了。薛兆丰的观点同国内的教科书中的观点没有区别，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求学时所用的《国际贸易》教科书；《最低工资法不可取》用的是施蒂格勒的观点（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中国股市的作用》认为，“投资和投机在行为上是没有分别的”，其实，经济学上早就这么认为了。而且，薛兆丰最崇拜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钦在1968年也说过：在观察上我们不能将“投资”与“投机”分开……。记不清看了《经济学的争议》多少篇文章，只觉得了无新意，越来越乏味，我实在没有兴趣卒读了。虽然说，对于一个经济学知识极其贫乏的国度来讲，发表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的文章也有重要意义，至少能够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前面，我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你可以不必创造新观点，但是你最好用那些相对正确的观点来分析、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一味地为了求“新”或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违背原则的故做惊人之语。如果仅仅是为了介绍这些“新知识”（“新观点”），或者就想吸引媒体和读者的“眼球”，那么，薛兆丰在有关媒体上开设的“专栏”，建议更名为“xx讲座”；《经济学的争议》也最好更名为“极端经济学讲座”或“以偏概全经济学讲座”。

  

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李子旸给刘正山的回复

（李子旸先生是《经济学的争议》的策划，他的电子邮箱是：giobbe@263.net）

2003.1.12

刘正山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挤出时间写出了书评。原来我以为您没有时间，因此没有抱很大的希望能看到您的书评，尽管我十分需要不同意见。

我仔细读了您的书评。我同意您所指出的薛兆丰的观点没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但除此以外，坦率地说，我不同意您其他的观点。

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不同意薛的观点，我也不会做他的书的策划编辑。在这里，我想和您交换一下意见。

1．关于失业的“自愿”问题，我认为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自愿和高兴。当我们说一个人“自愿”地做出选择时，只是说他在选择时没有受到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而并不是说他“高兴”地做出选择。“自愿”的范围大于“高兴”。一个人出售一种商品，原来可以卖一件赚1万元，他很高兴。后来竞争变得激烈，卖一件只能赚100元，衡量得失后，他仍在继续出售。这两种情况都是“自愿”，但前一种“高兴”，后一种可能不“高兴”，但仍是“自愿”。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因素存在，人们的选择就是“自愿”的。而且，对这种“强制”不能做过于宽泛的理解，必须仅仅限于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由于市场竞争等客观因素导致的选择不能被称为强制下的选择。比如，没有一家彩电厂商“高兴”降价，但他们的降价行为是“自愿”的。而机票不能打折就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因为如果被发现就要受到制裁，而制裁是以暴力为后盾的。

也许失业者从原工作位置离开是被迫的，但社会上确实存在许多需要人去干的工作，谁用暴力阻止他们再就业呢？没有人。使他们继续失业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认为那些工作太累、收入太低、不合算，不愿意去干。即使他们的考虑是合理的，这也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客观因素（进城农民的存在使那些工作“太累、收入太低”），这不是强制，因为没有任何暴力因素。因此，对于失业，尽管他们很不“高兴”，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是“自愿”的。

2．关于火车票的问题，我认为和垄断无关。垄断可以终结自由竞争，但垄断也要受制于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承认价值规律，就无法否认薛的观点。由于价值规律的存在，实际上火车票的价格已经涨上去了，只不过涨出的部分没有被铁路系统得到。一部分被票贩子得到了；一部分化解为排队、走后门等形式无谓耗散了。火车票涨价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涨价，而是把火车票已存在的价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这只能有利于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而不利于利用火车票徇私枉法的人。

3．关于真假IP电话问题。薛是否对准了那位专家，这并不重要，薛在文中的观点是否正确才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电信的垄断基础也不是其在市场上实行了更强有力的竞争手段，而在于国家的行业准入政策。所以，薛指出：反垄断只要一招——废止行业准入政策。

4．关于经济学的定义。薛声称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他学科可以废止了。因为薛没有说经济学是“惟一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况且，许多其他学科本来就不是为了解释人类行为的。它们可能是用来解释人类心理的，解释人类文化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确实存在对其他学科的“入侵”，但这只能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好像没有什么使人不安的地方。

5．野生动物如果私有化当然就不会灭绝了。正因为人们寻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人们才要尽可能保存扩展这些属于自己的动物，这样才是利益最大化。当然，会边保存边利用。但绝对不会是光利用不保存。动物灭绝了就没法利益最大化了，就血本无归了。那种情况只会发生在针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比如对属于自己管理的国有产业。野生动物的所有者会比任何动物保护主义者都更有爱心。想想农民是多么爱自己的牛。

6．关于市场失灵问题。薛的意见不是否认您认为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但他指出，那不是什么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缺失”。至于缺失的原因，可能是交易费用过高，可能是政策使产权不能明晰，等等。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想让人们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是尽可能地建立起市场。如果是“市场失灵”，当然结论就不是尽可能建立起市场了，而是尽可能反市场了。进一步说，市场和政府也不是硬币的两面，市场不存在，政府就一定要出场。对某些问题来说，也许市场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但政府进入则只会更糟。仅仅指出无法建立市场，并不能自动得出政府应该进入的结论，这里还缺一个逻辑链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证明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往往看不到这种研究，而直接看到对政府进入的呼吁。人们好像不习惯怀疑政府。

至于薛的观点是否偏激，这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即使偏激也没有理由不坚持。顾准的观点在当时人看来何止偏激，简直是不可理喻。哈耶克、弗里德曼都曾被人指责为偏激和片面。但历史却证明了，指责他们的人如果早接受这种偏激，人类社会可能少走许多弯路。

不管是否同意，我还是要感谢您抽出时间写了这篇书评。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我想，薛兆丰努力写出这些文章，也正是针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希望大家能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结论。分歧也许不能立刻弥合，但讨论总是有益的。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自由竞争。

谢谢！

李子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