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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平:争议的争议的争议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9, 2007 at 12:49 pm

顾先生经常在报刊上有许多精彩的文章面世,我非常敬重他,而在这篇《争议》中有许多论述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开头主张争议的那段话我却非常赞同,顾先生认为争议于学术进步是有益的,所以我也不揣冒昧参与争议,如有异见,我同样欢迎批评。

争议的争议的争议

王治平
(王治平先生是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他的电子邮箱是wzhiping.com@163.com

薛兆丰先生所著的经济学随笔集《经济学的争议》,是近年来大量出版的经济学随笔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本,因为他的文章涉及的话题都很热门,似乎人人都能说上两句,而且他的观点别致而深邃,他的立场坚定而执著,他的语言简练而活泼,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尚未在中国得以普及的目前,许多似是而非的陈旧的观念还残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因此,如果读者不能充分领会他的文章的妙处的话,就会对他产生出许多的非议。我在读了顾海兵先生批评薛兆丰的文章《必须争议的<经济学的争议>》一文,深感有十分的必要对他的争议再来一番争议。顾先生经常在报刊上有许多精彩的文章面世,我非常敬重他,而在这篇《争议》中有许多论述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开头主张争议的那段话我却非常赞同,顾先生认为争议于学术进步是有益的,所以我也不揣冒昧参与争议,如有异见,我同样欢迎批评。

下面我也依据顾批薛著的顺序,逐篇或逐段进行评议。

1、中国对外开放经济的阻力是哪些?
2、中国入关谈判中的“让步”与“进步”有何关系?
3、征收关税和设置路障能否相提并论?
4、电灯问世后蜡烛工人哪里去了?
5、“血汗工厂”是否应该关闭?
6、脱贫重要,还是保留乡土气息重要?
7、自由贸易的代价是否太大?
8、“贸易对等”是不是错误的观念?
9、为了吃麦当劳而出卖矿产是否值得?
10、一国的“顺差”和“逆差”总是相抵的吗?
11、“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总是相抵的吗?
12、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经济开放的阻碍?
13、强制农民继续种地的成本是什么?
14、有钱怕不怕买不到粮食?
15、搞经济到底需要不需要计划?
16、出现空置房屋是否说明了市场失灵?
17、鼓励消费对不对?
18、GDP的统计的漏洞到底有多大?
19、花5个亿建造的工厂是否就值5个亿?
20、商人为什么会生产耐用的商品?
21、个人能否识别通货膨胀?
22、言论自由会不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23、远道而来的商品就是质量较高的商品吗?
24、山区小孩上英语课是不是太奢侈?
25、婚姻中的敲竹杠现象是否普遍?
26、经济学除了分析人的行为,还能解释人的心理吗?
27、经济学能不能改变现实?
28、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1、中国对外开放经济的阻力是哪些?

薛著(《愈让步,愈进步》,p4):“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会大失它们往日干扰改革开放的影响力。”

顾批:①此处把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这四者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②何谓政治变动?政治变动就一定意味着干扰改革开放?③何谓经济学谬误?是经济学者的谬误还是经济学的谬误?我们能说数学的谬误吗?④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是什么激情?义和团有罪、有错?请看1999年新版《辞海》(P938)中对义和团(运动)的解释:“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农民和破产失业的城乡居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威胁,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义和团在保卫京津的廊坊和紫竹林等战斗中英勇奋战。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以及慈禧太后等当权者的出卖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没落。”兆丰同志对义和团的轻视甚至贬低是不合适的。如果兆丰同志真的贬低义和团,可能至少要另出一本不少于400页码的史学专著。非如此,则说轻了是草率,说重了是有失国格。

王评:说“把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这四者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此言差矣。这四个东西恰恰正是目前中国干扰改革特别是干扰开放的最主要因素。“小团体利益”是指某些部门或企业等小团体恐怕自身利益受到开放的冲击而反对开放,每个当事人都不愿意有人来与自己竞争,这是可以想见的,但竞争有利于社会进步,不能让小团体打着“民族利益”旗号而假公济私。“政治变动”谁不知还主要是“主义之争”,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意识形态的障碍难道真的已经彻底扫清了吗?“经济学谬误”怎么就不可能有呢?我看现在中国的大学里普遍在传授的经济学大多是过时的理论,其中谬误不少,必须彻底地变革。至于“义和团”问题,对义和团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史学界近年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即使从未涉猎,也总见到过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吧,但令人不解的是,居然只是照抄了一大段《辞海》的解释来做论据,说轻了是见识不够,说重了是一种“唯书”做派。

2、中国入关谈判中的“让步”与“进步”有何关系?

薛著(《愈让步,愈进步》,p4):“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做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由于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么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就反而是一种让步?”

顾批:①中国为了加入WTO做出很多让步是铁的事实,而绝不是谬论。请看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回忆:“当中美入世谈判几乎再次面临破裂之时,朱总理亲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个问题找了出来要亲自与美方谈。……谈判刚开始时,朱总理就把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了让步。当时我有些担心,悄悄地给总理写条子。朱总理没有看条子,又把七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拿出来,又作了让步。我又担心了,又给朱总理写了条子。……朱总理对美方代表说,涉及的七个问题我已经有两个作了让步,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美国代表对总理亲自出面参与谈判感到愕然,他们……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搜狐引自中国新闻网,“龙永图细述入世谈判内情朱总理亲自出面力挽狂澜”,2001年9月2日08:59)。显然,让步不仅是形式上的(总理出面与对方副部级官员谈判),而且是内容上的。②开放对中国有利并不等于不让步,让步没有错,让一步或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2-1=1>0。让步就是让步,没必要把让步说成是进步,让步不同于让步的结果,任何谈判都是让步、妥协的结果,让步当然要考虑到给老百姓实惠,但让步还必须考虑国家安全!

王评:“让步”一词,薛兆丰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讲的,而顾海兵却只是从谈判技巧的意义来讲。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决不是退步。而朱总理在谈判中的让步,只是技巧而已:开始时要价应高一些,然后适当让步,就容易谈判成功,只有愚蠢的谈判者才把自己的底牌一下子就摊出来。顾的最后一句话“让步当然要考虑到给老百姓实惠,但让步还必须考虑国家安全!”此话有三点问题,第一,让步给老百姓实惠,为什么就一定会危害国家安全?老百姓的实惠怎么会来自国家的不安全?好像老百姓是只顾自己的实惠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这种藐视民众的目光真是大不应该,“老百姓”的说法本身就是对民众的歧视。即使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也不是与“老百姓”的实惠相对立的东西,只不过它涉及到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的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第二,可能顾是真诚地认为,如果某些产业对外开放以后,就会引起国家的不安全,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国家安全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产业或产品,除了掌握少量的一些战略部门和战略物资以外,国家存在的根基是体制,在某个产业或产品上的让步,有利于通过加入WTO而使中国建立起合乎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的安全。第三,作为一个政府,理应考虑的是全民的利益,就某种产品(比如汽车或纺织品)来说,保护这些生产厂家的利益还是保护购买消费这些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呢?当然是后者,因为后者囊括前者中的个人,而前者只是“小团体利益”。但由于消费者往往是以个人出现的,他们得到的好处也是分散的,而“小团体利益”尽管只归少数人,但他们的利益集中,他们便更有激励和力量来“迫使”政府为他们说话,所以,政府在这时候更应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不能让“小团体利益”来冒充国家利益,打着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旗号来唬人,这里的“小团体利益”,就是那些受到国外竞争的冲击而将可能破产的部门和企业的利益罢了。因此,我们的“让步”,正是政府从考虑“小团体利益”转向考虑更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种“进步”。

3、征收关税和设置路障能否相提并论?

薛著(《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p6-7):“假如附近的村子为了妨碍我们去做买卖,故意捣毁了他们自己村口的道路,那么作为报复,我们是否应该毁坏自己村口的道路呢?很多人会说‘不’。这是对的。… 禁止贸易好像捣毁道路。别人既然愚蠢地捣毁了贸易道路,对双方都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只会加重双方所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还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扬言报复,那是希望靠虚张声势来逼迫对方改弦更张。但是,我们假如没能把对方吓住,就不应该真的实施任何损人害己的报复行动。明智的对策是: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顾批:①兆丰喜欢提出伪问题。比如,世界上绝没有这样一个村子为了阻碍与别的村子的贸易或为了报复去把自家的路捣毁。断绝贸易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毁自己的路,因为路不仅是为了贸易所用,亦是生产所用(如方便水利)、生活所用(如走亲访友)。现实中阻止贸易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在村与村边界的路上设路障,设立哨所不让外人进入等。为什么非要捣毁公路呢?②禁止贸易不等于捣毁道路。捣毁道路绝对是错的,而禁止贸易则不一定是错的。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禁止贸易因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世界上存在国家,高技术是不可能贸易的。美国禁止先进武器出口我国,本质上并不会损害美国,这是美国的最优选择。美国对我实施某种贸易阻碍时,如果我不实施报复,无动于衷,这是什么逻辑呢?这就好比别人打了你,你却说,“无论你怎么打我,我绝不还手!”兆丰的肚量大,连正当防卫都不要了。③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改成“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可谓是文不对题,词不达意,形似神离。如果别人要捣毁,则不仅独木桥,而且阳关道,只捣毁独木桥有什么意义呢?贸易中的报复反报复不等于简单的冤冤相报。兆丰给的不是明智对策而是伪对策,甚至是乌托邦式对策。

王评:不能理解薛兆丰“捣毁道路”的象征意义,说道路还有其他用途如“走亲访友”之类,令我十分惊讶。顾所说的“在村与村边界的路上设路障,设立哨所不让外人进入等”,其实就是薛兆丰“捣毁道路”的意思,而不是真的要拿起铁铲去破坏自家门前“走亲访友”的那条黄泥路。其次,顾还把一般意义上的贸易,混同于了每一桩具体的交易。只要是双方自愿的贸易,一定会对双方有好处,至于每一桩具体的交易是否成立,则取决于双方的意愿。你想买,人家不肯卖,怎能强做?这是无法成交,不是禁止贸易。“无法成交”没有对错,“禁止贸易”必是错的,薛兆丰批评美国政府对一些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对中国年复一年地决议“刁难”或“不刁难”,禁止本国的企业跟别国做生易,是损人害己的做法。同样我们自己也应该清醒地知道这一点,故而有“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之说,怎么是文不对题?这正是薛兆丰超乎常人的观点,尽管这不过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他的新发明,但他坚定地一以贯之地信奉,却甚是难得。而顾在这里又把“独木桥”和“阳关道”理解错了,说别人不仅要捣毁独木桥,还要捣毁阳关道,“独木桥”是比喻他们的贸易政策,他们自可毁建,但“阳关道”是比喻我们的贸易政策,他们怎么有可能捣毁我们的阳关道?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除非我们也盲目地追随别人的愚蠢做法。所以薛兆丰的对策决不是伪对策,还真是上策,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部门参考。

 

4、电灯问世后蜡烛工人哪里去了?

薛著(《自由贸易与失业》,p12-13):“当美国人到处推广电灯的时候,各国的蜡烛工人确实要失业了。他们或许将永久地失去蜡烛工这一份职业,但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当人力从蜡烛业节省下来后,其他千千万万的行业,就会产生新的人力需求。既然今天我们不当蜡烛工人能够生存,明天汽车工人不造汽车也同样有办法生存。”

顾议:①在美国人推广电灯的时候,世界各国是否用蜡烛作为主要照明手段?这一点恐怕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即使蜡烛是主要照明工具,但蜡烛除了照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用处,因此电灯的推广不会使蜡烛行业消失。②蜡烛工如果失去了这份职业,尽管他们可以选择其他职业,但一定有一部分人会没有任何选择能力。说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确是过于乐观了,与史实一定不符。③所谓“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这句话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前后因果关系不清。如果说“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则尚可理解。再说资源总是稀缺的也并非成立。比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或简单劳动力资源绝不稀缺,绝对是过剩的。

王评:美国人发明电灯,与世界各国使用蜡烛,这也是一种比拟的说法,即使不是蜡烛,你说煤油灯也一样,丝毫不影响所谈话题的意义,无须要“作进一步考证”。“蜡烛除了照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用处”,也是废话,普遍地使用蜡烛与少量的其他用处,对蜡烛行业的兴衰和蜡烛工人的就业,能够同日而语吗?电灯的推广当然会使蜡烛行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这是社会的进步。人称“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罗说过:“我认为任何节约劳动的手段都将取得胜利。”难道为了蜡烛工人有职业、我们大家就不要用电灯吗?蜡烛工不做蜡烛,自然会有新的工作,这正是史实。英国曼彻斯特曾有5千名织布工人用老式的手工织布机进行生产,若采用新式的动力织布机就将会有两三千人的失业,于是工人尽一切力量来阻止动力织布机的采用。但后来的史实证明,不仅织布工人没有减少,更重要的是其他各行各业又被大量创造出来。蜡烛工少了,电工一定会增多,打草鞋的少了,做皮鞋的一定多了,很多人喝上了送水工送上门的纯净水,自来水公司仍然没有倒闭,街头出现出租车司机,公交公司仍然在膨胀,员工也并未减少,原因就在于需求的无限性。“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这句话之所以让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因为他不知道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一定是指相对于需求的无限而言的,并不是指实际数量的多少。薛兆丰若考虑到外行读者的情况,倒是应该采用顾海兵的建议,罗嗦地说“需求是无限的,因而,满足需求的各种资源包括劳动资源都是稀缺的,因此,工作总是会有的”。顾断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或简单劳动力资源绝不稀缺,绝对是过剩的”,其实,这种过剩只是相对于目前企业的雇佣量来说的。只要有效需求被激发,民众创业被解放,生产力大发展和充分就业还是可以期待的。

5、“血汗工厂”是否应该关闭?

薛著(《谴责西雅图暴乱》,p15-16):“有些国家遇上饥荒,连树皮都被吃光,广播电台要教人如何选择无毒的野草进食,试问这时谁还能奢谈什么环保?试问,当看到一名企图偷渡的海地男孩在怒海中沉浮的新闻片段时,人权分子难道还会认为‘血汗工厂’是不能容忍的选择?

是的,第三世界的加工厂里,工人工作辛苦,生活环境恶劣,出现童工、工业安全没有保障。然而,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选择在那里工作,他们面对的,就很可能是饥饿和死亡。

有人争辩说,发达国家的人民在享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加工品的时候,应该于心有愧,应该给这些工人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但是,资本家到这些地区开设工厂,就是看中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以行政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就只会出现两种结局:要么是造就一个收入特别高的小圈子,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得不到雇佣,收入是零;要么是根本上赶走了资本家,所有人的收入都是零。理论上的高工资,实际上的零工资,不是示威者想要的结局吧?”

顾议:①有意设计非此则彼的困境,把环保与饥荒吃树皮并列在一起,让人们只能选择不环保的吃树皮。实际上,如果有国家发生饥荒,是否就一定只能吃树皮、吃野草?如果饥荒是偶发性的,则一定有储备;如果连年饥荒,人肯定是要流动的;如果饥荒严重到要吃树皮,国际社会一定会援助的;如果吃光了树皮,则饥荒会因环境恶化更严重;如果饥荒到吃树皮的地步,恐怕树皮也没多少可吃了。更令人思考的是,为什么会饥荒这么严重,恐怕不是天灾是人祸。现在饥荒到吃树皮地步的国家(估计是非洲南部)一般都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②海地男孩偷渡而沉浮于大海,面临死亡威胁,如何能证明“血汗工厂”就一定合理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兆丰是说,你呆在血汗工厂至少可以有命,而你偷渡则可能没命,所以你应该呆在血汗工厂里。可是兆丰不应该忘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再说,血汗工厂都不会是真正的公平交易,一定有某种强制、强权。③外国资本家利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从现有材料看,是工资尽量压低,而劳动时间尽量延长,常常违反劳动法。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待遇实际上已不是提高而是补偿。而且即使是提高待遇,怎么会就是兆丰设计的两种结局呢?比如可以有第三种结局:极少数黑心资本家被赶走,大多数资本家少拿一些暴利而继续留下来。兆丰同志喜欢把问题把现实过于简化,以至于人们只能在两种极端中选择,这是不恰当的。

王评:顾的质疑真有意思。“如果有国家发生饥荒,是否就一定只能吃树皮、吃野草?”不吃树皮吃野菜,难道去吃人?有储备让吃还算饥荒吗?不同国家之间现在能自由流动吗?国际社会的援助,如果“死要面子活受罪”拒不接受呢?“为什么会饥荒这么严重,恐怕不是天灾是人祸。”这话说得有点用处,因为这有助于人类自醒而不是归咎于上帝,但后面这句话就有点奇怪了,“现在饥荒到吃树皮地步的国家(估计是非洲南部)一般都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一下子又变成怪罪于他人而不自责了,况且,既不反思我们自己1960年代的饥荒,也不关注现在就处于饥荒之中的友好邻邦朝鲜,却把我们引向连他自己都只是“估计”的遥远的非洲。顾还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样崇高的诗歌来教训薛兆丰,但他却不知道这个自由是包含每个人对生命、爱情和所谓“自由”的选择的,不能借自由之名,要人家放弃生命和爱情,说得俗一点,倘若一个人坚持认为“好死不如赖活”,不让他这么做正是对自由的干涉。说到“廉价劳动力”,其实,劳动力商品也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它们的报酬大小是取决于要素市场上的价格的高低,而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如果廉价,也只是由于供给太多而需求太少的缘故。实行严厉的雇佣管制,超经济的高工资,只会使需求进一步减少,从而更加不利于劳动者。顾还把资本家区分为“极少数黑心资本家”和“大多数资本家”,不知到底是什么标准,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说,“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马克思也认为,资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顾要资本家“少拿一些暴利”,何为“暴利”?“少拿”多少?认为一切财富均是劳动的结果,因而利润都是不合理的存在,固然是不切实际的理论,认为收益和成本可以准确地算计并统一地分配,这也是计划经济的思路。顾倒真是“把问题把现实过于简化”了,因为各国家各地方各行业各厂商所面临的劳动力供需状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劳动力的价格只能由不同的市场来决定。
 

6、脱贫重要,还是保留乡土气息重要?

薛著(《谴责西雅图暴乱》,p16):“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发展经济的坏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两害取其轻,是社会不得不做的选择。没有人否认,在公路上塞车是很讨厌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毕竟,没有人强迫你吃麦当劳。新德里或许变得像伦敦了,开罗或许变得像洛杉矶了,这会令游客大失所望——游客当然希望别人保持文明前的特色。但是,难道游客的满足比当地居民脱贫更重要?西雅图的示威者各式各样,但无论是人权分子,还是环保分子,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自己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呼吁别人选择落后。”

顾议:①这里兆丰又让我们进行两难选择:要么发展经济必然污染环境,但前者正收益大于后者负收益;要么不发展经济也就不污染环境,但收益是零。实际上,发展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有多种匹配,比如,高的经济发展与高的环境保护,低的经济发展与低的环境保护,高的经济发展与低的环境保护,低的经济发展与高的环境保护。具体如何匹配取决于社会目标函数。②随着社会的进步,是否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可能需要调查。据了解,一些欧洲国家小车拥有量正在减少,有些人正在合用小车、租用小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渴望拥有小车,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除非小车实现零污染,并且中国人口降至6亿以内。③当地居民的脱贫难道一定要把新德里变成伦敦、开罗变成洛杉矶?兆丰在这里又人为搞了两难选择:新德里要么变成伦敦而富,要么不变而穷。实际上,保持传统满足游客的需要不是最有利于当地居民脱贫吗?④责备西雅图示威者是自己享受现代化而让别人选择落后这是没有依据的。笔者可以断定,西雅图的示威者中一定有不用任何现代化工具的环保主义者!再说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王评: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匹配,或高或低,二二得四,顾好象罗列得挺周全,但实际上,“高的经济发展与高的环境保护”固然美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难以做到, “低的经济发展与低的环境保护”,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违背历史潮流的方向,可能个别人会如此选择,却难以形成一个社会的目标函数。能够被选择的也就是剩下的两个,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充分考虑到机会成本的选择。这本来就是个两难选择。薛兆丰认为“不发展经济的坏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毕竟发展是硬道理,当然别人也可以有别的看法。拥有小车、还是合用小车、租用小车,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不能以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的偏好来取代中国人现在的需求。“西雅图的示威者中一定有不用任何现代化工具的环保主义者!”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五色杂陈,薛兆丰也同样可以断定,那里也一定有“自己享受现代化而让别人选择落后”的伪善者。说“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但它一定是与富裕而不是与贫穷、与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而不是与无可奈何相联系,顾不也考虑如何“最有利于当地居民脱贫”吗?所谓“把新德里变成伦敦、开罗变成洛杉矶”,薛兆丰本来就是讲的脱贫致富的含义,而不是说城市风貌变得没有地方特色。游客欣赏城市风貌是美好享受,欣赏贫穷落后却是变态心理,何必予以满足?
 

7、自由贸易的代价是否太大?

薛著(《消灭走私的绝招》,p17):“整个自由贸易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国外的‘优选品’(superior goods)进入国内市场后,国内的‘次选品’(inferior goods)就会受到冷落。国内消费者得意了,国外优选品的厂商也得意了,而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则吃亏了。

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要么迎头赶上,要么逐渐退出市场。本来要用于生产次选品的资源,将投放到其他的领域,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总的来看,自由贸易为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顾议:①当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因为自由贸易而退出市场时,吃亏的不仅有国内厂商,而且国内财政、国内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均会产生。判断自由贸易的得失不能片面。而且,如果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则更是如此。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就不会有绝对自由的贸易。据了解,时至今日,欧盟、美国等OECD国家对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支持高达3100多亿美元,占其农民收入31%(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2, P10)。计算自由贸易的收益不能仅算消费者的账。②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迎头赶上的可能性很小,大多都要退出市场。他们退出市场后,其资源转投其他领域不会像兆丰说的那样简单,有些制造业其设备专用性很强,几乎不可能转产,而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也很难找到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可以生产,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中国企业与国外的企业几乎不处于一个数量级,中国的企业还需要休养生息。

王评:顾说“判断自由贸易的得失不能片面”,这是对的,所以薛兆丰说的是“总的来看,自由贸易为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国内次选品的厂商的存在,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也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浪费,而通过竞争将他们淘汰,转而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既对他们自己有利,也能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因为更多的财政收入和就业最终是靠更高效率和更有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来提供的。“国家经济安全”怎么能指望建立在“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身上呢?至于说转产不易,那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让已经沉没的成本再把我们整个国民经济都拖下水吧。“不处于一个数量级”的企业并非不能竞争,因为市场是多元的,“船大好抗浪”,“船小好掉头”,各有优劣。
 

8、“贸易对等”是不是错误的观念?

薛著(《消灭走私的绝招》,p18):“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必须‘对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降低关税,必须以对方降低关税为条件。只有共同降低关税,才不会吃亏。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像中国香港那样的贸易自由港,岂不是吃尽了亏?岂不是应该沦落为最落后的地区?还有,我们过去关税那么高,岂不是占了很大便宜?那还要连续4次调低关税干什么?

自由贸易是完全不需要对等的。只要我们主动多降低一点关税,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就多得一点益处。”

顾议:①兆丰此处犯了一个基本性错误: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不可拿香港与国家比。而且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几百万人口,怎可能与近千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大国相比?像香港这样的与西方制度相同的地区,实际上是由于大多数地区的贸易不那么自由才得以有发展空间的。可以肯定,如果一国两制用于深圳、海南岛,香港可能很快衰落。实际上,由于大陆的更加开放,香港已经丧失了一些优势。据说现在日子已经不太好过。②过去我们的关税那么高是事实,而半个世纪以前美欧的关税也并不低,而且现在美欧的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的关税也不低,为什么美欧没有立即调低关税呢?即使调低关税是个大方向,它也是一个渐进过程,甚至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高关税确实有损失,但它自有其必然性,仅从消费者角度考虑是太简单了。自由贸易怎能不需要对等呢?由GATT到WTO的一轮轮谈判难道不是追求对等吗?

王评:香港固然不是国家,但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怎么不能比?再说比的不是人口和面积,而是关税政策。香港靠实行贸易自由而发达,是因为别的地方贸易不那么自由才因之得福,这不证明了贸易自由的好处吗?若深圳海南岛也如此,中国大陆更加开放,香港日子就会不太好过,这并不能说明贸易自由的不好,只是好处不让香港独揽罢了。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比发展中国家低,这是普遍的现象。美欧没有调低有些商品的关税,难道就一定值得我们仿效吗?主张贸易自由的薛兆丰经常批评美国的错误政策,倒是反对贸易自由的人反而总是唯美欧的马首是瞻,甚是奇怪。降低关税是大势所趋,现在我国也正在不断降低关税。从消费者角度考虑才是“以人为本”,特别是由于消费者一般是作为个人出现的,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漠视,国家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为消费者谋求利益。“由GATT到WTO的一轮轮谈判”,并非难在我们追求对等,在关税水平上我们怎么能立即与发达国家对等呢,而是难在人家审查我们能否实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体制,记得龙永图感慨地说过:“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
 

9、为了吃麦当劳而出卖矿产是否值得?

薛著(《国际贸易的胡说》,p19):“所有交易,只要能成交,就表明当事人认为‘换取的东西’比‘付出的东西’更有价值。这是交易的本质,也是交易能‘同时’提高交易‘双方’幸福的原因。所以,如果您以后再听到有人慨叹‘微软在中国拿走了一个亿的钞票’,那么您就不妨同时欢呼‘中国享受了微软1个亿的数据服务’。

相反的情况也有。只要有人为‘外国人挖走了中国的宝贵的矿产资源’而沮丧,您就可以为‘中国人可以大吃麦当劳’而高兴。如果有人进一步说‘矿产比麦当劳重要’,那我们就要反问:‘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

顾议:①据了解,由于垄断,微软在中国出售的软件价格高于其在本土或其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付给了微软一个亿钞票,但享受的服务不足一个亿(从实物角度看)。②把矿产资源与麦当劳比较是根本无视国家经济安全。据了解,美国对国内的资源开采很慎重,尽可能少开采,尽可能多进口。为什么?这就是国家安全。③当有人讲矿产比麦当劳重要,兆丰所答“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让人不知所云,是答非所问。再说,大吃麦当劳从健康角度讲并不合适。据说,有人已经在指控麦当劳食品了。

王评:严格地说,买卖双方对交易商品价格的评价是不同的,买方愿意购买的价格往往要比卖方愿意出售的价格要高,二者之差形成“剩余”,然后由讨价还价来决定“剩余”的瓜分。但一般地说,只要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即使有垄断,我们也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因为垄断的价格不可能超过消费者的底线。只要不是行政性垄断,由规模经济或专利技术所导致的垄断是有其合理性的,垄断厂商假若能够有效地分割出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市场,那么它实行差别价格以获取更大利润也是不奇怪的。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付给了微软一个亿钞票,但享受的服务不足一个亿,因为没有人逼迫我们去与微软交易。说“美国对国内的资源开采很慎重,尽可能少开采,尽可能多进口。为什么?这就是国家安全”,也是错的,第一,它不开采是因为成本问题,能买到便宜的,为什么要花费大力气去自己开采?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第二,把矿产资源当作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陈旧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当今世界,在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的作用下,有的矿产资源很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第三,美国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国家安全,但他们却能聪明地利用市场机制,通过与他国的贸易来获取利益,从而增强国家安全的实力。顾说,当有人讲矿产比麦当劳重要,兆丰所答“您比别人更了解应该吃什么吗?”让人不知所云,是答非所问。其实薛兆丰的意思很清楚,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效用函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该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人的越俎代庖只会坏事。至于吃麦当劳对健康的害处,完全不值得谈,因为麦当劳在这里只是“美国产品”的代名词罢了。
 

10、一国的“顺差”和“逆差”总是相抵的吗?

薛著(《国际贸易中的胡说》,p20):“这跟个人的情况一样:出租车司机总是到加油站买汽油,他只是‘进口’汽油,从不向油站‘出口’什么商品,所以他对油站始终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为此担心根本是杞人忧天,因为在另一个场合,司机也只是向乘客提供服务,而不会向乘客购买商品,所以司机对乘客也始终存在贸易‘顺差’。‘逆差’和‘顺差’相抵,收支总是平衡的。

退一万步,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逆差,即‘进口’总是超过‘出口’,那岂不妙哉?相反,如果总是顺差,那岂不是笨蛋?但那都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国家跟某甲的逆差,会被跟某乙的顺差所抵消,最终达到收支平衡。所以,美国的谈判代表连年抗议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就跟司机抱怨对加油站的贸易逆差一样,并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政治目的另当别论。”

顾议:①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与逆差类比于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服务与购买汽油,这是有违科学的。首先国家是个空间概念,出租车是个企业概念。出租车的收与支和国际贸易不具有可比性。出租车的收支总是平衡的令人不解。如果加了油拉不到活,其收支如何平衡?如果拉到了活则应是收大于支,根本不应是什么收支平衡。②一个国家总是逆差怎么就是妙哉?一个国家总是顺差,怎么就是笨蛋?一个国家跟某甲的逆差怎么就被跟某乙的顺差所抵消?中国这些年一直是顺差怎么没被抵消掉?中国一直是笨蛋?③国际贸易中由于国与国的地位不同,逆差对不同国家有不同意义。比如美国,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其顺差或逆差是无所谓的,其国际贸易差额无论正负确可以用收付差额表示,其进出口就像国内购销一样,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元则是国家储备的一部分,人民币则无此地位。

王评:把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同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对外经济往来相比,是巧妙的,因为它可以说明问题。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们都与外界的许多主体打交道,在互相往来中有进有出,尽管进出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从长期来讲,在经济上必须收支平衡。这就有可比性。并不能说,空间概念就一定不能与企业概念比,关键要看比什么,而即使同是空间概念,国家与一个省在这一点就不能比,因为国家是独立主体,而一个省却不是。说“出租车的收支总是平衡的令人不解”,怎么会难以理解呢?引入“短期”“长期”的概念就好理解了。薛兆丰所说的“总是逆差”就好、“总是顺差”就不好,是因为说到底,我们能够消费的是产品和服务这些“实物”,而不是货币。同样,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当然不必斤斤计较于对每一个国家的平衡,世界贸易是多边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货币在国际间结算。中国这些年的顺差不是不能抵消,是做“储蓄”,以备所需,正因为目前人民币尚无美元的强势地位,所以有顺差,存美元,是有理财头脑,而不是笨蛋。
 

11、“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总是相抵的吗?

薛著(《国际贸易中的胡说》,p20-21):“‘外贸收支结余表’分成上下两部分,表的上半部分叫‘经常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且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且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表的下半部分叫做‘资本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但不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但不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整张表于是分成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部分。

跟外国人做每一笔交易,就要在表上作两处记录。例如,中国人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把它运进了中国国内,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在表的右上方记一笔;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把货币付给了美国人,而这笔钱仍然存在中国国内,所以就应该在表的左下方记一笔。右上方的一笔,跟左下方的一笔,数额是完全相等的。‘外贸收支结余表’的编制,就是这么简单。

莫名其妙的抱怨却由此而起。人们惊呼‘经常账户’(表的上半部分)出现了赤字!确实,‘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因为进口(汽车)超出了出口。但值得大惊小怪吗?只要‘经常账户’出现赤字,那么‘资本账户’(表的下半部分)就必定出现盈余,因为‘外国人取得的、但仍留在中国’的资金必然增加了。

无论如何,整张‘外贸收支结余表’必定是左右平衡的。”

顾议:①兆丰的统计知识需要补课。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外贸收支结余表包括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只有国际收支账户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另加上净误差与遗漏、储备资产变动。正好相反,外贸收支结余表仅仅是经常账户下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兆丰同志是笔误,把国际收支结余表写成外贸收支结余表。②兆丰同志对资本账户的解释令人不解。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规则,资本与金融账户主要反映的是国外对我与我对国外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兆丰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但不离国境的商品或货币”不知指的是什么?商品既已卖出为何不离开国境?是积压于港口?既已卖出就已经是出口创汇,为何不列入经常账户?何谓卖给外国人的货币?这里的货币是什么币种?③兆丰举例:中国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运回国内,则在右上方记录一笔,同时因为付钱给美国人,而这笔钱仍在中国国内,则在左下方记录一笔,数额完全相等,笔者假设:除此之外无任何进口,资本账户无任何业务发生,则兆丰此处的进口一辆汽车,实际上是:在经常账户进口的借方记录一笔表示商品购进,在储备资产外汇的贷方记录一笔表示外汇减少,这就是会计上的复式记账。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兆丰的钱付给了美国人还仍然留在中国国内是什么意思?难道美国出口商又把这笔钱存在了中国的银行?④兆丰的“经常账户出现赤字、资本账户必出现盈余”更是令人不解。笔者只知道借方与贷方是平衡关系,从没听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有什么平衡关系。兆丰如何解释中国近些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呢?

王评:两位所说的这张表叫国际收支平衡表,它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储备变动。薛兆丰的说法有点不确切,不过他的本意是,我们现在不必像以往那样,拘泥于经常项目(主要是商品和劳务贸易即外贸收支)的平衡,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对外的经济交往只有少量的对外贸易,而现在,由于对外开放的发展,更多地出现的是资本的往来,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资本引进总是大于对外投资的。因此,在编制出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的盈余与经常项目的赤字就会相冲抵,这样就不是一项归一项单独平衡,而是两项的总和平衡。这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道理是一样的,当居民的投资小于储蓄时,可以用政府购买大于税收来弥补。尽管外商投资是人家自己的决策,但我们能够吸引他们来华投资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外汇收支平衡。
 

12、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经济开放的阻碍?

薛著(《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p22-23):“要树立国际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再没有哪个国家能让这么五颜六色的人成功杂居的了,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件,依然频传不绝,更何况是其他国家?何况是封闭经年的中国呢?今天中国潜在的义和团员还是很多很多的。

人们甚至确信民族大义是超脱于理性范畴,不容讨论的。民族大义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危险就在于,具体什么行为算是伤害了民族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于是,每个人内心埋藏的这种既不容讨论、又含糊不清的情绪,就成了‘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也就是说,精明的企业家、政治家、记者、律师……甚至歌星,往往能根据情势,巧妙地唤醒公众内心埋藏的这种情绪,为他们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如果这些人成功了,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因‘民族产业’之名,承受大得多的代价。”

顾议:①兆丰把民族主义比喻成特洛伊木马,是不是想说民族主义变成了反对国际化的挡箭牌?如果是,则此种比喻是南辕北辙;如果不是,则此种比喻表明兆丰对特洛伊木马的浅知。据1999年《辞海》对特洛伊木马的解释(3530):“古希腊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王后海伦。希腊人因此远征特洛伊,围攻九年不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计,把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于是希腊兵一涌而入,攻下特洛伊城。现常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行动。”显然,与兆丰的目的相反,如果民族主义真的成了特洛伊木马,那简直是太好了。②兆丰说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此论尚需进一步考证,至少笔者可以指出: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种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美国也难以说表现优秀。笔者记得国务院曾经发布过美国的人权报告,其中材料不能证明兆丰的观点。③兆丰对中国义和团运动一直有偏见,始终是以轻蔑的口气谈义和团,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满意的,甚至不排除他们要求兆丰“谢罪”。④谈民族大义还有危险?民族大义需要什么明确的定义?民族大义怎么就成了含糊不清的情绪?这是什么因果关系?这里兆丰混淆了民族大义(民族主义)与民族偏见(民族至上)。恰恰是有民族大义的人最不会情绪用事。当然,笔者也深切感到,今日中国,已太缺少民族情绪了!与韩国相比,真是惭愧。⑤企业家、歌星等为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是太正常了,难道要他们为抽象的整体利益服务?难道中国的百姓失去了理性,情绪极易调动而出轨?说实话,中国的百姓是相当宽容的,甚至有点过于国际化了(如称外国人为外宾),而不是像兆丰认为的那样充斥民族偏见。也许反国际化的是历代的政府。

王评:我想,薛兆丰所说的“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应该是指,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狭隘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它表面上似乎是爱国的、而实际上却是误国的,就像特洛伊木马,特洛伊人以为是战利品,不料却是自己最要命的祸害。“比喻总是跛足的”,有一点像就够了,有人说“毛主席像太阳”,你不能质问“毛主席是圆的吗?”薛兆丰说“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能做鸵鸟,充耳不闻,况且薛兆丰也指出了它的问题。因讨论义和团问题,就被要求“谢罪”,太过了。实际上,薛兆丰在这里写文章努力阐发正确思想,说到底是为了中国的进步,这正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爱国行动。顾对那些为自己局部利益服务的人宽容是好的,但对那些借“爱国主义”之名、行利己主义之实的假公济私,却不能不加以揭露,因为他们并不诚实。顾的最后一句话“也许反国际化的是历代的政府”,才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13、强制农民继续种地的成本是什么?

薛著(《不必忧虑中国农业》,p25):“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

顾议:①兆丰此处所说成本实指机会成本,即做某事而舍弃做另一件事,从而失去的收益就是做某事的成本。机会成本更接近于代价一词。在中文里,甚至英文中,成本与机会成本是严格区分的,没有什么人为了简化而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因为这样做会引发很多麻烦。兆丰有意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是不合适的(见John Black, Oxford Dictionary of Econom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影印出版)。②兆丰对农民种地的机会成本的估算或设想具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一个种地的农民改行做工可以挣100元,假设这里的100元是指每天,兆丰是否考虑过改行本身需要技能与成本,改行也有风险(有技能不一定找到工作,有工作不一定稳定),改行要离家别口。农民并非阿斗,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选择,农民还会继续种地吗?城里就那么好淘金吗?其实,农民之所以仍在种地,这肯定是他的最优选择。兆丰真的不必忧虑。据笔者了解,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弃农,实际上就是因为并不存在兆丰所设计的高机会成本。笔者是主张非农化,现在的关键是需要政府消除歧视提高农民的机会成本。

王评:说到成本这个概念,非常值得讨论。成本与机会成本,严格地说是有不同的,但二者却是紧密相连的。要知道,经济学中所说的成本不同于在企业制度中的会计的成本,会计记录的是企业实际支付的各种要素的代价,一般它都是小于企业所获收益的完全代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各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总和才是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机会成本就是成本。薛兆丰的话语中省略了其他要素而只讲农民的劳动,这是可以的,我们不能责备他“种地难道不需要肥料,买肥料的钱不是种地的成本吗?”至于说改行需要的代价(包括技能的学习、风险和离家别口的心理损失等),已经被考虑在从事新行业的收益之前了。顾说“农民之所以仍在种地,这肯定是他的最优选择”的话,就如同萨特说“存在即合理”一样,只能说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这种选择是必然的,但未必是最好的。要不然,我们什么都不要改进了。薛兆丰正是在寻找中国农业的出路,他说:“只要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转业,让农地可以自由地转为其他用途,就用不着那么忧虑了。”这不正是顾所主张的“非农化”的目标和“需要政府消除歧视”的途径吗?
 

14、有钱怕不怕买不到粮食?

薛著(《不必忧虑中国农业》,p26):“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精彩:‘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更何况,外国(例如美国)盛行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业,以致农业产量过剩。廉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纳税人补贴了中国人的饭碗。世界上没有倾销这回事,但若真有,‘被倾销’的国家岂不是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呢?”

顾议:①世界上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国家安全,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等。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必然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等。因此,在特别(战时等)情况下,有钱不见得能买到粮食。至少,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有钱也买不到美国的高技术(前不久,美国已勒令以色列停售我国军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生命线系在别国身上,是非常危险的。兆丰同志太天真了。②兆丰同志无视现实与世贸组织规则,否认倾销,令人费解。而兆丰对倾销的理解是只看其一而不看其二。外国的商品用补贴方式低价销售到我国,一方面我国消费者确实得到实惠,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则可能被挤垮。如果农地无人耕种,农民技能退化,则到时倾销的农产品就拥有垄断价格,那时,美国人还需要补贴吗?兆丰同志看问题是不是应该长远一些、战略一些,不能仅从纯市场经济出发分析问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百分百的市场经济,都是有国家介入的市场经济。

王评:有人说,有的国家缺粮,并不是世界上没有粮食,而是他们没钱买粮。当你不能卖出什么而有钱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白白得到别人生产的粮食呢?(除非是天灾人祸时的人道主义援助。)确实,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因为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记得张五常说过,即使美国不卖粮食给我们,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呢,中国不至于倒霉到谁都不肯卖粮食给我们的地步吧。至于说国家的粮食安全,完全可以通过储备来解决,战争毕竟不会是常态。而且农业的进入门槛低,一旦农产品价格上升,只要有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有人去务农种庄稼了。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系在某一个国家身上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以前我们向苏联一边倒就是教训;但把经济生命线系在建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则一定是保险的。
 

15、搞经济到底需要不需要计划?

薛著(《经济发展岂是任务》,p148-149):“对于整体经济,或者说目标及其复杂的系统,全局计划是不适用的。……社会有别于企业,更有别于个人。把社会比喻为个人、企业或战壕里的队伍,都是不恰当的。社会是由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组织构成的目标及其复杂的体系。有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公众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这只能放手让个人和企业自负盈亏地去冒险尝试。”

顾议:①兆丰同志认为只能有企业计划而不能有社会(国家)计划,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有五年计划,日本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观计划与微观计划都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指导性的,一个是指令性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把计划一棍子打死。计划是中性的。而且越是复杂的系统,越需要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的财政预算都是计划。经济主体越复杂,矛盾越多,越需要严格计划(预算)。②兆丰同志完全否认预测的存在,认为社会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是不可预知的,这是有违事实的,恰好是在这些实物指标上,预测特别是需求预测是相当准确的。预测质量低的主要是价值类指标,如GDP增速、汇率等。往往空间范围越大或越复杂,由于内部之间的互补而导致稳定,预测反而较为准确。如中国粮食供需预测质量往往高于省、市、县的预测质量。

王评:“计划是中性的”,这句话看似公允,其实是没有充分认识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弊端是什么。计划经济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由于经济的复杂性,制定计划所需要的信息无法被计划当局全部掌握,因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二是利益的多元性,计划当局无法满足各个利益主体的独特的要求,因而往往只好采取强制的办法统一,所以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是它总是要把少数人搞出来的错误的计划强加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头上,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计划,而是命令。中国的五年计划是沿袭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未必就不值得反思,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只是偶然发生的事,并非常态。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把计划经济彻底抛弃,决不能让它死灰复燃。中国人民吃计划经济的苦头已经够多的了。至于说到预测,假如你是养一群鸡,你是可以预测出它们要吃多少粮食、住多少间笼子,但可惜人不是鸡,人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或许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一个人每月给几斤粮食、一年给几尺布就可以打发了,而现在,你不能强迫人们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自主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因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只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这是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已经为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先例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所证实。
 

16、出现空置房屋是否说明了市场失灵?

薛著(《市场从不失灵》,p153):“工人选择失业,或房东宁愿空置房屋,都是明智之举,那是因为他们不能随时转换工作和赶走房客。他们以为自己不久便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房客,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搜寻和等待。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了,于是认命。可是原来找得到的工作和房客已经无影无踪,他们便只好再搜寻、再等待、再屈服。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就业,没有立即把房子租出去,只是因为他们手头的信息不充分,无法做出必胜的选择。”

顾议:①把工人失业与房东空置房屋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前者是无产者,后者是有产者;前者往往是被迫的,后者往往是主动的。前者的举动大多与是否明智无关,够得上明智的是极少数跳槽者,而跳槽者往往都不应归为失业;后者的举动是否为明智之举得实证判断,不可一概而论,有个别的也是被迫的,无所谓明智之举。②把失业及房东空置房屋只归结为信息不充分是片面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即使有充分的信息也并不表明失业者会立即就业或能就业,还需要面试与试用。失业者没有立即就业本质上是供求之间的适应出了问题。

王评:现在还把工人叫做无产者,把房东叫做有产者,是说不通的。难道一个做工人的人,不能够有一间房子拿来出租吗?或者一个有房出租的人,就一定不再去干活了吗?再说,不管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他们都是经济人,都要利用自己的资源(无论是劳动还是财产)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他们的行为就一定有相同的地方。工人的失业与房东的空房,都有主动与被动两种情形,薛兆丰在这里说的只是主动的情形。在他们进行主动选择的时候,当然需要有正确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正因为信息总是不充分的,所以他们无法做出必胜的选择。至于说他们是“明智之举”,明显是带引号的,因为薛的原文是批评“市场失灵”说,不是市场机制失灵而导致无效率的发生,只是信息不充分才导致工人选择失业和房东选择空房,但对工人和房东来说,这样的选择仍然是他们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即经济学上所谓的“有限理性”。
 

17、鼓励消费对不对?

薛著(《析“体育经济”》,p156):“人们‘本来’并不想提前消费那么多实物,他们‘本来’是想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所以,鼓励强迫消费就是浪费;人们‘本来’不想休息那么长时间,他们‘本来’是想多干活以提高货币收入的,所以,鼓励或强迫他们休假和旅游就是浪费”。

顾议:①鼓励消费与强迫消费不属于并列关系。强迫消费在某些情况下是浪费,比如能吃两个馒头但被强迫吃三个馒头,则第三个馒头是一种浪费。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应该存两套衣服换洗,但被迫购存三套衣服换洗,则第三套衣服购用并不属于浪费,至于鼓励消费则与浪费无关。②休假与旅游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浪费,不管是自愿的或强迫的。少休息多干活也不一定就能提高货币收入,收入能否增加、增加多少确与工作时间有关,但时间并不是充分条件。

王评:鼓励消费与强迫消费都是与消费者本来的主观愿望不符,只是手段不同,它们都会造成消费者本来不愿意的消费,这就浪费了。至于说吃第三个馒头是浪费、购买第三套衣服就不是浪费,不知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是因为那第三个馒头是被吃“没”了、所以是浪费,而第三套衣服尽管不需要,但总还搁在衣柜里、“东西还在”、所以不是浪费?但无用的东西搁在家里不是还要占用空间资源吗?休假与旅游是不是一种浪费,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当他贫穷得非常渴望能用自己的劳动资源去换取报酬时,休假与旅游就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少休息多干活也不一定就能提高货币收入”,这就怪了,难道多休息少干活反而就能多拿钱?收入的多少,劳动时间不是充分条件,说得似乎很严密,但我们说“多干活多拿钱”这样的话,当然是在劳动的工资率不变的前提下、并且也不存在可以依靠强权就可以不劳而获的情况的,否则我们说话不是太累了吗?
 

18、GDP的统计的漏洞到底有多大?

薛著(《析“体育经济”》,p157):“要想把某些年份的GDP弄得高一点或低一点,那是易如反掌的。

办法之一,是把隐性的收入显示出来:家庭妇女‘本来’在自己家里做家务,那是没有算入GDP里的,但是,如果鼓励女性外出工作,或者让家庭妇女给别的家庭做家务,那么GDP的数字就会增加;休闲的享受和在家里的娱乐,是没有算入GDP的,但如果迫使人们去旅游或到健身房里运动,那么GDP就会增加。

办法之二,是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显示出来:储户‘本来’愿意推迟消费,把钱存起来或投资到某些项目上,但如果政府用高利息举债,并把债款用来盖房子修公路,那么GDP就会增加。

办法之三,是重复计算:一幢房子,落成时的估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它以后的全部收入。但按照GDP的计算方法,这所房子后来出售或出租得来的收入,也将计入该年的GDP中,所以这所房子的GDP是重复计算的。

这类令GDP结果发生变动的‘统计缺陷’和‘行政花招’多不胜数。”

顾议:①妻子在家做家务不计入GDP是有道理的,因为GDP是统计市场性活动、产业性活动,所以妻子在家做家务不应计入GDP。同时如果像妻子做家务这样的活动计入GDP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比如,什么叫做家务,哪些家庭活动属于做家务。做饭是做家务,盛饭是否是做家务?削苹果皮是否做家务?因此,GDP不必考虑家务劳动,如果家务社会化,由雇来的人做家务,因为是一个产业自然应属于GDP范围。②盖房子、修公路属于建筑业,计入GDP是正常的。盖房子与修公路作为建设活动,与其资金来源是自筹资金还是贷款是没有关系的。③依据国民经济预算理论,固定资产折旧包括住宅折旧是计入GDP的,因为它们是生产的要素,有消耗就应提取折旧基金,以供其灭失后通过重新购置而使生产可持续。兆丰把落成时的住房价格与住房落成后提供的服务成本(折旧)说成是重复计算,是犯了一个错误,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一幢房子的价格(销售收入)计入GDP是从房地产开发角度观察,主要是建筑业的产出,而落成卖掉的住房到消费者手里,住房就是进入消费服务领域,是住房功能的发挥,可视同服务业的产出。显然这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年份),根本不存在GDP的重复计算问题。GDP的统计值并不如兆丰所说易如反掌。

王评:GDP只计算通过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所以妻子的家务劳动不算、而雇佣的保姆的家政服务要算,旅行时自己开车不算、打的雇车要算,两位没有异议,所以人们常说的笑话是,两家的女主人互相给对方家做保姆,就能增加GDP。顾只是说“因为是一个产业自然应属于GDP范围”,但薛兆丰却正确地指出,实际的商品和劳务却并因为“算”还是“不算”就有所增减。这确是GDP指标统计时的一个公认的“缺陷”。当然要说明的是,增加劳务活动的市场化程度,本身是能增加劳务的,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更多的劳务活动市场化,也是增加GDP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第二点,政府盖房子修公路,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属于建筑业,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府购买”而算入GDP的,建筑业的收入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的建设活动,其资金的来源对GDP可是有大不同的意义:如果不是来自于正常的税收、而是举债把居民本来的储蓄拿来用,就可以把漏出因素转变为注入因素,从而大大增加GDP。薛兆丰的意思是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当年的GDP,但未来的后劲掏空了。第三点,用支出法计算GDP时的住宅投资,与用收入法计算GDP时的租金,它们本不是加在一起的。薛兆丰之所以说重复计算,是因为一间住宅,若自住而不出租,就不会有租金产生,若租给别人住就有了租金,而租金是计入GDP的,但实际的住宅还是那一间。购买当年新建成住宅的投资是计入GDP的,但以后再将它倒卖时就不算了,若有人为了某种目的又将它算进去,就是重复计算,虚增了GDP。无论如何,GDP指标本是有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的,这无庸讳言,特别是当这个指标又会成为某些人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不做假账”就很难了。
 

19、花5个亿建造的工厂是否就值5个亿?

薛著(《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p248):“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5个亿,折旧1个亿,所以非4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咎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2个亿,那它就只能值2个亿,而与当初投入5个亿是毫无关系的。”

顾议:①由资本价值永远只看未来并不能推出与当初的投资额毫无关系。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盈利能力这个没有异议,但盈利能力又取决于什么呢?显然,盈利能力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而且也取决于资产规模等供给性因素。固然,在没有市场需求时,不论初始投资多少,生产性资产是一堆无用物,生产只能是增加亏损。但是,在有市场需求时,则初始投资额大小会通过影响生产能力进而影响盈利能力。②兆丰此处还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把盈利能力等同于资本价格。兆丰说,盈利2个亿就只值2个亿。显然是不对的。正确的资产价格公式是:资产(资本)价格是其盈利额除银行利息率。比如,某企业资产每年盈利500万元,银行利息率是5%,则其资产价格是1个亿。

王评:在资产评估时,薛兆丰所说的“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已经考虑了顾所说的初始投资了,顾也没有否认,这不就行了吗?初始投资的多少数量,又怎么再“加”上去呢?事实上,连“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都是无法“计算”的,只能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初投资5个亿,现在人们只愿出2个亿,你也只能卖2个亿。把盈利能力等同于资本价格,是一种简约的说法,如果要吹毛求疵,顾的计算公式也省略了许多因素,企业总是每年都能盈利500万?银行利息率不也要变化?但这种省略是可以的,就像薛兆丰的省略一样。“靓女先嫁”,别等蹉跎成了老太婆,那就更“卖”不了好价钱了。这就是薛兆丰的本意。
 

20、商人为什么会生产耐用的商品?

薛著(《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p248):“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10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10次只用一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顾议:①“内建缺陷”一词有明显的翻译内伤,不合中文的信达雅要求。笔者没有看到英文原文,在此不妄加推断。希望兆丰重译此词。②“商品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是什么意义?我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彩电,彩电未来的全部价值就是2000元?我买彩电是为了使用价值,彩电的价格自然取决于供求关系。③现实生产是丰富多彩的,以扫帚为例,既可以生产耐用的,也可以生产不耐用的,不同的花色品种有不同的需求(客户)。有的人喜欢结实耐用、不求变,则购买可用10年的扫帚;有的人喜欢亮丽,喜新厌旧,则购买用了1年就可扔的扫帚。④“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是何意义?如果把扫帚看作固定资产,则未来10年总价值是否指其折旧总额?如果把扫帚看作低值消费品(非投资品),则未来10年总价值是何意义?兆丰为了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的交易费用,只生产耐用的扫帚,是不是有点片面、有点矫枉过正?依此推理,我买一块手表最好耐用100年,100年中我只需要一次交易,如此,省了多少交易费用。显然这是不合现实的。现实社会是,有些时候需要减少交易次数、交易费用,有些时候又需要增加交易次数、交易费用。否则,流通(业)岂不要消失?讨价还价的乐趣岂不是丧失?即使是耐用10年的扫帚也可以进入市场作为二手货、三手货再流通。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易次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交易费用也像生产费用一样,不能简单地以多少来判断其是好还是不好,需要与时俱进。

王评:“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是一种以动态的观点来理解价格的说法,这比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静态地理解价格更有新意。需求曲线的左右位置应已隐含有消费者对耐用性的偏好程度这层意思,也就是说,消费者是会根据一个商品的使用年限即耐用程度来决定出什么价的。至于说有的顾客喜欢短命的一次性产品,那是另外一种产品了,市场的细分就是企业应对市场的多样性而产生的。企业之所以不能只生产耐用产品,不是他们不想节省交易费用,而正是因为考虑了市场的制约因素。顾说“有些时候又需要增加交易次数、交易费用。否则,流通(业)岂不要消失?”,此言大谬,增加交易次数并不等于增加交易费用,相反,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才增加交易次数的,否则,人们为什么要增加无谓的交易?流通业的出现和存在,是因为它能节省交易费用。现实中流通业越来越发达,交易次数在增加,其原因是市场的细化。但在新的一种市场细化的状态下,人们仍然要求交易费用的节省,而不会为了流通业“有饭吃”,就增加交易的次数。另外,薛兆丰所提的“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的说法,也是把静态的市场份额概念引进了时间性,也很有新意。
 

21、个人能否识别通货膨胀?

薛著(《通货膨胀与失业》,p257):“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顾议:①“出现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人们就无所适从”是什么意义?何谓无所适从?这一论点缺乏实证支持。②老板的收入增加,老板怎么能不知道原因呢?收入增加无外乎:价格上升或成本下降。若是价格上升,老板必然知道具体原因,如果不是原料价上升,必然是需求上升。通涨是否被预期与老板了解收入增加的原因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老板是否打败麦当劳怎么能不知道呢?③什么是普遍的通胀?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

王评:通货膨胀本有预期和非预期两种,预期的通货膨胀会被当事人的行为抵消至少一部分的影响,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则会打得人们不知所措。从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来看,比如甲向乙借钱,约好利率,若预期有通货膨胀率,则他们会在合同中将利率提高,但有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发生时,债权人便要吃亏。但通货膨胀究竟会不会发生,人们不知道,他们就“无所适从”。从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来看,烧饼店老板的收入增加,他不知道是自己经营成功、产品特别受市场欢迎呢,还是发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自然也会被误导。这里的“普遍” 只是相对于烧饼店老板个人来说的全社会,不是如顾所误解的“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普遍的”不是限定性的形容词,而是描述性的。正如“不必要的浪费”,是说“浪费是不必要的”,而不是暗示“有些浪费是必要的”;“普遍的通货膨胀”,是说“通货膨胀是普遍的”,而不是暗示“有些通货膨胀是局部的”。本来市场机制靠着价格信号可以引导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但通货膨胀扭曲了价格信号,这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危害。薛兆丰指出了这一点,并进而指出,原先人们认为的通货膨胀会带来就业率的提高的好处是虚幻的,因此,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就业率的政策建议就是错误的。
 

22、言论自由会不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薛著(《金钱与专家意见》,p284):“尽管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经济物品’的权利。同样道理,尽管你对事物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但没有了‘经济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对社会毫无影响。”

顾议:①逻辑混乱。把言论自由与使用别人草坪扯到一起让人云里雾中。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何要用别人草坪呢?我为何不用公共草坪呢?比如类似于德国海德公园、美国时代广场之类的地方。②在报纸版面上行使言论权利,通常不仅是无偿的,而且还应该获得稿费或版税收入,这与使用别人的扩音器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扩音器,我干嘛要用别人的呢?难道我不可自己买一个?不可以找朋友借一个?③没有经济物品支援,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就对社会毫无影响?依此,民间口头文学就不能存在?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能存在?没变成铅字的演讲对社会就毫无影响?兆丰太走极端了。

王评:薛兆丰的话并没有错。思想是可以独立的,但你要把它向人们宣传,就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如“草坪、扩音器或报纸”之类。如果你自己有这些东西,当然你的思想就容易被人们获知,如果你没有,就需要向他人借,或你可以先去挤用公共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但借不到、挤不上时,人们还是不能知道你的思想。所以没有经济物品,思想成果只存在于你的脑海里,对社会难以产生影响,如果你只能利用较少的物质条件,你的思想就只能在较小的范围为人所知,你在朋友间私下聊天,与在广播电视上对公众演讲,对社会的影响当然是不同的。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23、远道而来的商品就是质量较高的商品吗?

薛著(《从需求定律看文艺的江河日下》,p287-288):“需求定律更深刻的含义是:‘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它是说,生产投入的价值,取决于其最终产品的销售价值。这个结论看似颠倒因果,但其实切中事理。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应该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投入的成本或价值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不少‘经济学者’谴责开发商在竞投建筑用地时哄抬了土地价格。事实上,正是住房需求增加,才推高了土地价格和房屋的价格。责任在‘我们’!一件东西的价格所反映的,永远是对它的需求。

……故意增加成本并不能提高产品的售价。如果你给旧自行车重新喷漆的成本是1000元,你以为你就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吗?如果你闭门炮制一张激光唱片,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付出的成本决定了它的售价!

……让我们再进一步展示需求定律的洞察力。如果你打算从广东空运一批荔枝到北方销售,那你应当选送优质荔枝还是劣质荔枝?答案是优质荔枝!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追加一笔固定的航空运费,所以优质荔枝和劣质荔枝送到北方后,两者的比价就会缩小,可见运送优质荔枝比运送劣质荔枝更合算。

这个推理可以解释很多同类的现象:优质的加州橙子和葡萄更多地运到了异地;豪华汽车总是出口多于当地销售;国际贸易总是以‘奢侈品’为多;在远走他乡的学生里,优等生的比例更大;出色的球队应邀远征的机会更高等等。解释这些现象的通则是:优质品和劣质品的价格分别加上一个固定的追加成本后,它们的价格比会缩小,从而使得优质品的‘全部成本’相对便宜了。”

顾议:①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过去式,而产品价格则是一个现在式,价格如何决定成本?兆丰把成本与计划成本搞混了。产品价格决定的是计划成本。比如我们上马一个新产品,先考虑其现价如何,未来价格如何,然后再考虑预算成本如何,剩下的就是利润如何。②兆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投入成本决定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虚假问题,是兆丰的子虚乌有。经济学常识是: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成本对价格的高低有影响。③土地价格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上升一般是由需求上升带动的,但是当市场体制不那么完善时,则地产价格上升就不一定是由于需求上升,可能是由于供给垄断。比如,转轨时期中国地产的协议转让使得地价不合理上涨。④兆丰喜欢提出虚假问题,比如谁会故意增加成本?谁给旧自行车喷漆?谁会花1000元钱给它喷漆?除非这是一辆上万元的自行车!不过对于有些人、有些高档的自行车而言,重新喷漆是可能的。⑤兆丰又提出一个伪问题:运送荔枝到北方,要么是优质,要么是劣质,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运送优质荔枝,除非疯子才销售劣质商品。实际上,在优质与劣质之外,大量的是普通荔枝。因此,运到北方的荔枝,少量的是优质,更多的是中质,不同质量的商品各有自己的市场。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这与所谓比价缩小没什么关系。对穷国而言,其出口到富国的大多是优质(中国商家常在商品内销时标上出口转内销,以示层次高);对富国而言,其出口到穷国的大多质量一般,甚至低劣,这是铁的事实。不知兆丰同志的豪华车出口多于当地销售有何数据支持?远走他乡的学生中是否一定优等生比例更大则就要看优等标准是什么?优等标准是否合理?断然而没有实证作支撑地拿出一个结论是不合适的。

王评:尽管严格地说,均衡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但薛兆丰所说的“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而价格又受我们的需求影响,也很有新意。现在有一种被称作“懒人牙刷”的电动牙刷,功效不错,但价格不菲,一般均在100元以上,结果就少人问津。又比如,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立即检测出蔬菜中的农药残留量的仪器,很受买菜的家庭主妇们的欢迎,但这种产品却不能面世,因为它的制造成本太高,比如说要1 万元钱一个,现在谁会去买来用?“故意增加成本”的人是有的。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上级用产值指标来考核企业,于是有的工厂就故意选用昂贵的原材料增加成本从而增加产值,苏联有篇讽刺小说,讲到一个制造铁桶的工厂用金子来做铁桶的提手,结果工厂的领导都因产值的提升而得到嘉奖,每个人都镶上了大金牙。现在也有人在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以大投入高成本为招徕,这是因为有许多人误以为巨额投资就一定有好看的作品。当有人,尽管他们的“需求”很愚蠢,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时,才会有什么样的“供给”发生。从理论上讲,劳动价值论就主要是从供给一方的成本来决定价格,效用价值论则主要是从需求一方来决定价格,最后的均衡价格是二者的交点。目前房地产价格升高,还是因为有钱买房的人太多了,若总是卖不出去,当房地产公司是一个独立经营、自负赢亏的厂商时,它就只能降价以售、压低成本。关于荔枝的问题,顾所说的穷人富人在此是无关的,不管穷人富人,都会要求物美价廉,要进行商品的效用与价格的比较。优质荔枝与劣质荔枝在广东各是10元和5元一斤,运到北京要各加5元运费,在北京分别就要卖15元和10元,根据效价比,人人都会要买优质荔枝,因为这时优质荔枝相对更便宜了,只是穷人钱少就少买一点罢了。只有在效价比相同的情况下,才会有“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之分。至于顾所说的穷国出口到富国的产品往往优质,富国出口到穷国的产品往往劣质,正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需求影响供给,或者说供给由需求决定。
 

24、山区小孩上英语课是不是太奢侈?

薛著(《生活中的“成本”》,p295):“在贫困山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是不明智的。让那里的孩子学英语,不仅没有收益,还是累赘,是奢侈,是浪费,跟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来换取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的油画没有差别。不要用个别脱颖而出的罕见例子来反驳。我们应该惦记千万‘陪读生’付出的代价和结局。如果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他们就应该积累更多生存和生产的实际经验,而不是英语单词。”

顾议:①兆丰说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有点荒谬了。兆丰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以笔者之见,因为是贫困山区,更需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得他们有至少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机会掌握同等的技能。现在严重不公的是,越穷的地方,教学条件越差,这是令人忧虑的。真正学英语是浪费的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②什么叫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依兆丰逻辑,毛泽东应该呆在韶山不出去。什么叫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是不是山区的孩子不需要上学?少上学?兆丰不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犯了科学研究大忌。③把在山区开设英语课看作是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换取梵高油画,这真实令人费解,两者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兆丰同志又一次走了极端。

王评: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决不是荒谬的,而是讲究实际的。其实不仅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就是城市里的孩子,可以说大多数的人学英语都是浪费,现在分工发达,有许多的翻译活动可以由专门的翻译人员来为大家提供翻译服务。当然,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己掌握外语,那就要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学还是不学、学到什么程度。说“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这也是不对的,现在硬性规定无论哪个孩子都要学英语,那是侵犯了孩子的自由权利,你问过他们(及其家长)想学英语吗?为什么当事人不能选择他们该学什么知识呢?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同等的技能将是灾难性的,社会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技能。毛泽东能离开韶山,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能自由?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自由重于在不自由条件下的所谓“平等”。“义务教育”是指政府有义务供孩子们上学,而不是孩子们有义务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教育,不要搞错了。现行的教育内容值得商榷,这也是顾海兵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
 

25、婚姻中的敲竹杠现象是否普遍?

薛著(《婚姻的契约本质》,p299):“什么叫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做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hold up)行为。”

顾议:①误解误用敲竹杠。其所述例子应属于过河拆桥或不守信用。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敲竹杠是: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②兆丰所述例子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收割者根本不可能独吞收益,除非他动用武力,或偷偷收割迅速出手,否则,施肥者会阻止他的,根本不存在施完肥之后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手上这回事。而且两个农民的合作也很少有这种分段合作,除非施肥者施完肥之后要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则一定是两人同步合作一起干。兆丰有点闭门造车。

王评:“敲竹杠”本是俗语,人们都能理解其意,只要是利用他人的某种无奈使自己得利都是“敲竹杠”,不必拘泥于词典上的解释。这种按时间的前后来实行的分工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先行动者付出了沉没成本以后,后行动者违约的行为也是存在的。为了对付这种行为,在合同法上还专门规定了先行动者可以有“不安抗辩权”。这不是闭门造车。
 

26、经济学除了能够分析人的行为外,还能解释人的心理吗?

薛著(《现代人是否真幸福》,p306):“经济分析的任务,是解释人的行为,而不是解释人们的愿望和感受,更不是评判人们的价值观。”

顾议:这一论述是兆丰个人的观点,至多是一部分人的观点。经济分析的任务绝不仅仅是解释。张五常先生曾经归纳过至少五种任务:经济哲学、经济福利、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经济解释。五常先生本人倾向于经济解释。兆丰不仅把经济分析的任务仅归结为经济解释,而且认定仅解释行为而不解释愿望与感受,这确实太武断了。行为与感受能分得开吗?依兆丰逻辑,经济心理学、规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应不复存在!

王评:因为经济学家不是经济活动的实干家,他只能向社会提供他的思想和理论,解释人们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包括提出一些经济政策,但这也只是“解释”,而不是实干。其次,人们的愿望和感受,以及人们的价值观,经济学家并不像道德家那样企图改造之,他是充分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的。再说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会通过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若不表现,反正对他人无关,就不必去管它,行为与愿望在很多情况下是能分得开的,而我们只须观其行就够了。这如同法律不能诛心、而只能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定罪一样。  
 

27、经济学能不能改变现实?

薛著(《经济学能帮多大忙》,p371):“经济学只是指出了一个企业要符合什么条件才更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点,经济学就束手无策,无言以答了。……我们知道有些小孩子营养不良,但怎样才能让他吸收营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

顾议:兆丰又一次把个人的观点强加于经济学界。而且此处的叙述也违反了兆丰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解释的观点。经济学如果只给出目标而不考虑手段岂不是太残缺?一个医生怎么会只诊断而不给出治疗方案呢?一个孩子如果认定为营养不良,其如何吸收营养还不清楚吗?只要将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比,其补充什么营养、如何补充还不易如反掌?如果确定了病因,治疗常常是容易的。很多治疗无效,往往实质性问题是并没找到真正病因。

王评:顾在这里又一次误解了薛兆丰的观点。薛并不是“只给出目标而不考虑手段”,“只诊断而不给出治疗方案”,但是他所给出的这一切也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的“解释”,而且相对于管理学、经营学之类的学问来说,经济学又更偏重于经济理论的分析。况且,即使你有再好的手段或治疗方案,也要有另外的实干家去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家只是“口头革命家”。但是这也是符合社会分工的要求的,它能使经济学家能够为社会提出更多的思想来。
 

28、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薛著(《经济学能帮多大忙》,p372):“弗里德曼雄辩滔滔,获诺贝尔奖,著书立说,还请来‘未来战士’施瓦辛格和总统里根等助阵,拍摄电视连续剧《自由选择》(Free to Chose),如日中天,但美国听了他多少?”

顾议:兆丰此言差矣。什么叫美国听了他多少?这里的美国是谁?仅仅是指政府?是指现在的政府?不听弗里德曼的不等于弗里德曼不重要,不等于经济学不重要。这里笔者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段话转录于此(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版,330页):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不知兆丰对此有何感受?

王评:顾只从字面上看到薛的观点似乎是一种“无为”的消极,实际上薛要说的却是,世道运行的逻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思想的力量之大,是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相信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学说有改造世界和世人的力量?薛兆丰不会“谦虚”地自贬,但他却清醒地看到这个所谓思想,必须是符合世道运行的本来逻辑的思想。经济学正是要揭示被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极力掩盖着的真实世界的真相。经济学的争议,争来争去,除了对一些思辩方法的争辩外,主要的就是对事实真相的争辩。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10页)现在的情形不就是如此吗?有多少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向政府提各种政策建议,不但无益于社会的进步,反而有促使社会倒退的作用。薛兆丰希望人们不要急功近利,争宠邀赏,而是扎扎实实地做一点真正的学问,这正是经济学界的警世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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