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诺奖愿望表
上星期编辑建议我谈诺奖。我当时回答：经济学奖明天就要揭晓，我的愿望表上有三个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尔钦（A. Alchian），三是张五常。结果大家知道，得奖的是另外两位学者。
我的诺奖愿望表
薛兆丰
《互联网周刊》2004年10月16日
上星期编辑建议我谈诺奖。我当时回答：经济学奖明天就要揭晓，我的愿望表上有三个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尔钦（A. Alchian），三是张五常。结果大家知道，得奖的是另外两位学者。
根据诺奖评委的公告，这两位均在美国工作的学者（F. Kydland 和 E. Prescott），是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上作了开创性贡献而获奖的。也就是说，今年这个奖，颁给了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作有力批判的学者。
宏观经济学起源于1930年代的凯恩斯。凯恩斯研究一些全社会的汇总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汇总量包括“国民生产总值”、“总需求”、“政府开支”、“市场利率”、“储蓄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些汇总量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可以由政府调控某些汇总量，从而改善另外某些汇总量。
最著名的就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两个汇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此长彼销。有了这层关系，要降低“失业率”就简单了，提高“通货膨胀率”就行了。
而今年两位获奖人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多重“滞后”，包括从经济察觉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之间的滞后，从提出方案到得到审批的滞后，从得到批准到执行之间的滞后，还有从执行到开始见效之间的滞后。而就在产生这多重滞后期间，其他的因素并未停止作用。
以通胀为例。政府若打算用通胀来刺激就业，就必然经历上述四重滞后，也就是慢了四拍，而市场并不会停下来等。人们一旦察觉政府的举措，就会作出理性预期，调整中长期合约，于是使尚未实施的通胀政策失效。结果，政府只好采取更猛烈的通胀措施。这样恶性循环，就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滞胀”埋下了祸根。
我的评论是：当然欣赏两位获奖人的见解，但由于凯恩斯理论错，错得浅，所以对凯恩斯的批评虽然对，但也对得浅。经典的凯恩斯结论，诸如乘数理论、通胀与失业关系、菜单成本、流动性陷阱，这些理论本身没有说服力，至少从来没有说服过我。它们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政府要干预经济而被选中的缘故。
学术上，有人从事“破”，有人从事“立”，都是贡献。但“破”的价值，往往不如“立”。你就算把别人“立”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它也未必会被抛弃。因为人总要点理论赖以为生。除非你“立”——“立”一个更好的替代品，那他们才会把旧的丢掉。
我愿望表上的三位经济学家，成就都是集中在“立”上的。塔洛克与布坎南（J. Buchanan）共同开创了“公共选择”学派，他未能与布坎南在1986年同时获奖，令人遗憾。“非市场现象”触目皆是，小至家庭、企业和俱乐部，大至机关、政府和国家，都是靠“合议”而不是靠“买卖”来解决问题的。塔洛克踏入这个领域，不懈探索了半个世纪，是创始人。
阿尔钦与张五常是两师徒，他们的共同贡献是产权分析。是阿尔钦把产权现象带到了抽象的层面，抛开了有形的事物，从“排他使用”的角度来研究产权；是张五常首先提出了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区分，若不按他说的去看，就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产权保护。还有，阿尔钦的“经济进化理论”，张五常的“分成合约理论”，也都是以“立”而闻名的。
对国内近来传闻“最有机会得奖”的其他经济学者，我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学术评估需要时间。最近才写成的论文，获奖机会接近零。我找了八位在国内特别有名的诺奖得主，算了一下从其得奖著作发表到最终得奖之间的时间。
萨缪尔森1947年写《经济分析基础》，到1970年获奖，等了23年；哈耶克1929年写《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到1974年获奖，等了45年；弗里德曼1957年写《消费函数理论》，到1976年获奖，等了19年。此外，斯蒂格勒等了21年；布坎南24年；索罗31年；科斯31年；贝克24年。把最短的弗里德曼和最长的哈耶克去掉，“成就考察期”平均是25年。
这样说吧：你就是诺奖评委会主席，你读完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拍案叫绝，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那么你还得再等上25年，才能把奖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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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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