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的半对半错——如何看待中外经济学家

我主张以“世故的态度”和“专业的标准”来看丁教授对国内经济学家提出的质疑。所谓“世故的态度”，就是要把经济学家的“人品动机”、“收入高低”、“公众形象”、“政策主张”及其“实际后果”这个五个迥然不同的层面，象庖丁解牛那样区分开来分析，而不要停留在幼儿园小朋友的智力水平，以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而改进社会就是“让好人说话”和“让坏人闭嘴”那么简单。

丁学良的半对半错——如何看待中外经济学家

薛兆丰
完稿于2005年12月31日，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3月刊

引言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博士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1]，对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群体作出批评。其采访内容后来以《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或《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为题，在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广泛转载，引起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丁教授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相比之下，“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丁教授的第二点批评是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平太差，“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在一篇后续采访中，丁教授向《南方周末》进一步解释了他对国内经济学者水平作鉴定的硬指标：“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 [2]

丁教授言论发表后，尽管有极个别人站出来坚称他自己就是经济学家，也有人辩解说年收入不足十万的经济学教授还大有人在，还有人指出经济学家为经济改革作出过贡献，但并没有谁正面回答丁教授提出的上述两点基本质疑，即经济学家是不是在为金钱和利益团体说话，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是否达到国际通行标准。面对质疑，国内大多数经济学者选择了沉默。有人评论道：“这一片沉寂并非正常。在沉寂之中，似乎隐藏着大多数经济学家内心的苦涩。”我赞成这个猜测，但假如不用较大的篇幅，对国外经济学家市场的背景作较详细的介绍，就难以对丁教授提出的问题作出切实的回答。

一、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首先，我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有许多经济学者，尤其是不少“著名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地为个别或若干利益集团说话；再不然，就是自诩为为民请命者，在为所谓的劳苦大众说话。他们在我眼里是一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自己赢得利益。

我不赞成的，是丁教授字里行间把“为利益集团说话”和“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两者等同起来，给人以“越是为利益集团说话就越容易损害大众利益”的印象。而我深信，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我相信的是：人们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某项政策的出发点是一回事，它造成的后果是另一回事；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人，实际上可能在推销出于一己考虑的政策建议，而大胆说出一些得罪人的看法的人，倒可能是一腔热血的真诚学者。他们有些是从中渔利了，有些则没有；但他们的政策主张，与他们是否渔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待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这点世故，就只能用“幼稚”来形容。

经济学者要向公众取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采用这些招数来“取宠”的人，都有意掩盖了其主张的真正代价。我这里不打算逐一剖析这些“取宠”的主张，而只是要说明：甄别经济学家的品质，不能简单地看他们是不是在“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招也太廉价了。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它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这便回应了丁学良教授的第一点批评：要看经济学家建议的政策的实施后果，而不看这些经济学家的个人品德或他们从中得到的收入。有些经济学家品德高尚，给出政策建议后分文不收，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很糟糕的，我们于是反对他们的主张；相反，有些经济学家可能到处走穴，赚了不少演讲费，他们个人的品质可能并不高尚，为人处事可能也并不光明磊落，但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可能推动了改革，无形中造福了很多人，我们就仍要赞成他的主张。

二、西方经济学的困难

我也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若以经济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其在国际上的受认同程度为标准，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准，离国际专业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隔绝层上：一、语言隔绝，英文无论听说读写都捉襟见肘；二、研究气氛隔绝，不仅缺乏可靠的数据体系，还缺乏学术思想交流的机会，一年下来没几次好的学术讨论机会；而美国的研究院，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场，而且往往好戏连场；三、文献和课题隔绝，国内学生和学者调阅文献非常困难，往往不仅不知道国际学术界过去干过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相比之下，在美国要调阅一篇过去80年内发表过的论文，往往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比到衣橱里拿件隔季的衣服快。

丁教授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学者的国际水平的办法，那些都是硬指标，很难有错。不是吗？一方面，水平达不到的人根本不会去试，既不会去拿自己的稿子投到国外，也不会贸然申请某所国外大学的教职。另一方面，有希望能做到丁教授提出的硬指标的人，他们已经去做了。他们考取了英美的研究生项目，在那里就读、在那里毕业、在那里求职。这样的人一年就至少有好几百人，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跳出了丁教授作判断的范围。

既然这样，为了使讨论变得更有意义，让人们在决定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前，了解更多可能的选择，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硬指标的对比上，也不能仅仅追求向这些硬指标的靠拢，而是应该问：国外的经济学家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搞什么？我们究竟要向他们靠拢，还是要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

我的观点是，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成果和培养出来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常说的“海龟”。首先我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麦科洛斯基（D. McCloskey）对经济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尤其是对数学模型的运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显著性分析、以及经济学在改造社会的作用等方面，作过深刻、系统、不留情面的批评。[3]

麦科洛斯基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走进了三条歧路：一是由宾州大学经济学家克莱恩（L. R. Klein）在1950年代开创的、追求“统计显著性”的道路；二是由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在1970年代开创的、追求构造“精致数学模型”的道路；三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N. Tinbergen）在1950年代开创的、追求进行“社会改造工程”的道路。

我这里注重谈宏观经济模型和回归分析的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基本上是数学游戏。它先假设经济社会中某些宏观变量符合某个方程式，然后通过历史数据，推算出这些方程式中每个宏观变量的系数，从而冀望于通过这个确定了的方程式，对未来经济趋势作出预测。

这个做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设计这些模型的人，不能在理论上证明模型中假设的宏观变量之间确实有如此这般的关系。宏观变量的变化，往往是许多微观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宏观变量的变化直接造成的。忽视了微观作用的基础，泛泛地假定和推断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往往会与真实世界南辕北辙。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并没有哪个固定的数学模型能够全面地刻划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准确反映世界变化的数学模型，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样，尽管人们总是能很好地把所有历史数据“拟合”到某个固定的模型数学中去，但哪怕“拟合”得再好（这总能做到），这个模型对于真实世界的下一步变化的预测能力还是相当笨拙的，其出错的机会甚至大于常人的直觉。

众所周知，萨缪尔森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是他把经济学变得看上去很科学的。在他早年各个版本的《经济学（Economics）》中，他都对苏联的GDP增长趋势作了预测，认为按照那样的速度，苏联很快就会赶上美国。随着西方越来越了解苏联经济的真相，萨缪尔森在新版《经济学》中预测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到80年代初，他才索性在书中取消了这项令人尴尬的预测。

另一个例子是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技术可以做得很高深，但它的基础太脆弱。样本的一点差错，就能搅乱整个图景。而控制变量的设置，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有重大影响。经济学家即使在增减和选择控制变量上偷梁换柱，也依然能道貌岸然，说自己是靠数据说话的。这里的要点是，负责建立回归分析模型的人，和测试这个分析模型的说服力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仍然是经济学的行规。这个行规不改变，回归分析就摆脱不了搞数字游戏的嫌疑和隐患。

还有，大部分依靠回归分析写成的经济学论文，用的都是线性回归。为什么是线性？经济学家怎么知道真实世界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线性的？答案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假设线性来回归？因为线性回归是他们的数学能力应付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假设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后通过回归技术确定线性系数。而近20年，由于计算成本的暴跌，也促成了大量经济学家坐在电脑前“搞研究”的“回归风气”。

诚然，回归分析的许多技巧得到了重大的改善，如非线性回归（non-linear regression）、二阶线性回归（two stage least square）、板块数据（panel data）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的运用等，经济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也不断提出改善的模型，但上面提到的回归分析的几个核心困难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总的说来，我认为麦科洛斯基教授对经济学这个行业的批评是中肯的，即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点即使外人也不难看出来：哪怕经济学家用的方程式再复杂，计算机运转得再快，学术用语弄得再高深，经济学家能对真实世界作出过什么准确的经济预测吗？连需求曲线是不是有时向上还能争吵几十年，经济学家之间究竟能达到多少共识？那么多的经济转型国家，能依据经济学家勾勒的蓝图成功过渡的又有几个？

既然如此，既然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果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它还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资金注入经济学研究的行当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争取发表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三、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和供应

我认为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很大，社会上很渴望获得经济学家的服务，或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未必总是对的，但总有对的时候。为了博取那么一点机会，人们寄与了很高的期待，愿意支付很多钱。这使得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系得到的研究经费大增，经济学家的队伍急速膨胀。

仅以美国为例，她一年就大约培养出上千名经济学博士。只有个别的人填补前200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职，其他的流入教学型的学院、政府部门、跨国经济部门、私人咨询企业、新闻机构等等。整个社会为了换取经济学家提供的服务，支付了庞大的费用。

另一方面，经济学本身并不争气，力不从心。好像当年化学还没有完成从炼金术蜕变的过程一样，经济学现在还很难奉献出人们真正期待的知识产品。并不是说没有好的经济学原理，但那些扎实的基本原理，离实际应用还很远。原理学起来容易，但用起来几乎很难成功。

既然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很大，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入行的人数与日俱增，那么这个行业便好歹也要衍生出一套可操作的硬指标，以便用来筛选成败，用来论资排辈。这套硬指标基本上就是丁学良教授谈到的指标，也就是发表论文和计算引用次数的考核体系。

然而，这套考核体系并不是经济学这个行业与生俱来的。二战前经济学家的数目很少，工资也很低。那时候聚集的，都是一些对经济学思维有真正癖好的人。他们的报酬，基本上是满足了癖好，而不是撑满了腰包。今天很多大名鼎鼎的学术期刊，在三十年前往往并不实行“匿名审稿”，而是实行“编辑约稿”的。应邀撰稿的作者，还能拿到一笔稿费。

现在呢？这些学术期刊不仅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投稿人还得向刊物支付审稿的劳务费。为什么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从业者人太多了。过去职业经济学家的圈子非常小，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水平高下的衡量不需要诉诸发表的数目和文章的长短。现在谁都不认识谁，要作筛选，就必须依靠一定的信号机制。这使得人们逐渐看重发表的数量——由于印刷成本下降，行内变得只认期刊文章，而几乎不认单行的书籍了。

我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经济学论文，很多不是在匿名审稿制度下发表的。我经常想，要是这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而是等到现在才投稿，它们能得到发表吗？我觉得不能。因为时代毕竟变了，审稿人的品味毕竟变了，况且这些文章重思想，轻形式，没有固定的模子，那些按篇计价审稿的匿名编辑，未必会花时间反复重读，领会其中的思想。

经济家塔洛克（G. Tullock），生平被学报拒绝的文稿不计其数，以致他在当选了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后，是这样开篇致辞的：“你们学报拒绝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计这篇演讲你们不会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后来，塔洛克还把所以被拒的文稿编成了一本书。了解塔洛克学问功力的朋友都会赞同，这样一本书是对匿名审稿制度的一个嘲讽。

但嘲讽归嘲讽，匿名审稿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的规范。没有它，经济学这个行当里滥竽充数的现象可能更加严重。当然，我们也不能轻信，以为能通过这套指标考核的，就一定是有价值的经济学贡献。总的说来，虽然近50年来发表了的经济学论文汗牛充栋，但与物理、化学、电子、医学等实用科学相比，经济学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以及对人类财富积累的贡献，都是相当有限的。

四、国外经济学者也一样求名逐利

丁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家有这样的描述：“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我认为这样的描述，给读者一个误解，让人感觉西方经济学者都不食人间烟火，而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则都忙着争名逐利。并不是这样的。争名逐利总是渗透在每个学者的学术盘算之中，中外皆然。物质生活是人人都需要的，名誉也是学者搞研究的主要报酬之一。要知道，我们是在讨论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从业人员的跨国行业，而不是少数几个极端分子。

问题是，西方的学术体制，基本上能平衡学者们对名利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贡献，能以最少的钱换取最大的学术成果。这个体制就是上面提到的学术期刊发表体制和终身教职的评审机制。一个要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必须通过这两个筛子，才能取得安稳的物质条件保障，在学术道路上挖得深，走得远。在这个筛选过程中，作贡献的概率较低的人被筛选出局了。

当然，要发表，不是没有窍门的。例如，要投其所好，什么样的期刊，什么样的编辑，什么样的品味，都得事前摸清。有些人找到了窍门，能在同一个题材、同一组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写出好几篇大同小异的论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从而增加了发表的数量。

文章投给哪家刊物，那家刊物的编辑（虽然最终的审稿人是匿名的）大概是谁，得事先是清楚，并在文章中注重引用他们的作品。这样，审稿人在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引用，至少会眼前一亮，少打瞌睡。有些学报主编，在位时自己的文章总是被人引用，一退位，被引用的数量就锐减了。这些都是常见的花招，反正搞学术的人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单纯，伪劣的思想产品也从不比伪劣的实物商品少。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实施终身教职制度的货币成本是很高的。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授的工资不算高，但取得终身教职后，除非触犯刑法或卷入师生恋，收入来源可谓固若金汤。这样的制度，把对学问真有兴趣的人选了出来。然而，教师大部分发表的文章都是在早年，一旦取得终身教职，都多少会懒惰下来，所以按终身收入来计算，其出版物的稿酬相当高。

拿大家熟悉的科斯（R. H. Coase）来说，他生平就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这几篇文章支持了科斯漫长一生的收入流，说他一篇文章换取10年的收入绝不过分。这是说，他一篇文章的稿酬达到百万美元的数量级。科斯的成就有目共睹，支付给他的工资算是物超所值。然而，享受与他一样待遇的学者并不少，有些文章发表了就是发表了，被引用的次数接近于零，但整个体制也还是把他们养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教职的收入不高，但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原因。

我这里要说的是，西方学者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收入的考虑。西方的学者有时看上去不想着赚钱，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想过了，争取过了，已经取得了稳固保障的缘故。相比之下，我们也完全能理解，为什么缺乏类似收入保障的中国学者必须到处觅食了。这是跟学者背后支撑他的制度和资金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提供类似的物质支持，我们就得接受一个事实，即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生活和研究方式都有所不同。

　

结语

一方面，丁学良教授对国内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切中要害，不是简单几句话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可以敷衍过去的；另一方面，丁教授的批评过于简单。全盘接受丁教授的批评，与全盘蔑视丁教授的批评，都要犯同样严重的错误。

我主张以“世故的态度”和“专业的标准”来看丁教授对国内经济学家提出的质疑。所谓“世故的态度”，就是要把经济学家的“人品动机”、“收入高低”、“公众形象”、“政策主张”及其“实际后果”这个五个迥然不同的层面，象庖丁解牛那样区分开来分析，而不要停留在幼儿园小朋友的智力水平，以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而改进社会就是“让好人说话”和“让坏人闭嘴”那么简单。

所谓“专业的标准”，就是要批判性地看待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尤其是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承认它确实远远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要看到其规范化表面所掩藏的内容匮乏和方法困难，从而就事论事地评估经济学家（不管他们是否“及格”、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种意见。任何时候，只要试图把“他的意见对不对”的问题，简化为“他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或“他是不是一个及格的学者”，我们犯错的机会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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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力秋，《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5-10-26

[2]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载于《南方周末》，2005-12-08

[3] McCloskey, D. N., 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