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菜票与联系汇率
自由主义者们一贯主张让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者们，很多都支持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因为这实质上不是一个汇率制度，而是一个货币发行制度。他们的共识是：大国如美国的发钞机制比当时的港英当局更能抵御滥发钞票的诱惑。
深大菜票与联系汇率
薛兆丰
1997年10月28日
我在深圳大学读书的头几年，菜票是校园内广泛流通的“校币”。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指定的窗口以“1∶1”的汇率，用任何数量的人民币兑换菜票。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没有任何数量限制。
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别人都会认为它有用！由于菜票可信，所以在校内就餐、购物、理发、交学费、交图书馆的罚款和打长途电话，菜票和人民币同样通行。又由于在餐厅吃饭只能用菜票，加上菜票比人民币更小巧，菜票就比人民币更受欢迎，成了名副其实的“校币”。
不过，即便如此，学校当局也并没有实际的“发钞”权。因为学校每发放1元菜票，就必定收回和保存1元人民币。只要校方坚守这个原则，那么实际发行“校币”的，就不是发行菜票的校方，而是发行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学校内部通行的，实际是人民币，而不是菜票。假如人民币出现通货膨胀，那么校园内的菜票也会紧跟着出现通货膨胀。但这菜票的通货膨胀，不是校方造成的，而是从中国人民银行那里“引进”的。同样，假如人民币的利率高涨，菜票的流通量也会相应下降，因为即使没有“菜票银行”，人们也会把多余的菜票兑成人民币存入银行。
假如校方把换来的人民币烧掉，那么持有菜票的人，就无法从校方那里换回人民币，于是菜票的价值也跟与之挂钩的那部分人民币一样化为乌有。烧掉1元人民币的储备，就令1元菜票失去价值。假如有人突然不相信菜票了，只要校方妥善保存了人民币，就完全可以满足任何兑换的要求。就算人们对菜票失去了最后一分信心，把最后一张菜票都兑换为人民币，也一点都不打紧：校内将流通人民币。每一个持有菜票的人都从校方那里换回了人民币，只要略微修改用“菜票”为结算方式的合约，校内的任何人、任何交易都不会受到影响。校方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将“1元菜票兑换1元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贯彻如一。兑换的大门愈是敞开，人们对菜票就愈是信任。
有人会说，为了维持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学校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整个学校的人民币储备都要预备豁出去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需知道，那笔人民币储备本来就是校方用自己印制的菜票兑换回来的，所以这笔人民币储备也只应该用于满足逆兑换的需要。一旦改动这个规则，让菜票与人民币间的汇率自由浮动，而将校方所储备的人民币挪作他用，其效果就等于把这笔人民币储备烧掉了，或者是校长把它贪污了一样。菜票失去人民币的支持，其价值必定大跌，持菜票的人相当于被洗劫了。
这个“1元菜票兑换1元人民币”机制的最大好处是它剥夺了大学当局滥发菜票的权利。哪个机构有权利发行货币，哪个机构就具有悄然无声地将他人财富转为己有的权利。大学与人民银行，两害取其轻，我们宁愿将这个既危险又诱人的权力交给后者。
这个故事可以看做香港联系汇率的近似解说。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是指3家发钞银行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递交1美元；反过来，银行如果向金融管理局上缴7.8港元，金融管理局就退还1美元。
自由主义者们一贯主张让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者们，很多都支持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因为这实质上不是一个汇率制度，而是一个货币发行制度。他们的共识是：大国如美国的发钞机制比当时的港英当局更能抵御滥发钞票的诱惑。
我们知道，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区，在（1）资金自由流动，（2）汇率稳定，以及（3）政府发钞权这三者之中，至多只能享受两者，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既享受了（1）资金的自由流动，又享受了（3）政府发钞权，所以它们就无法享受（2）汇率稳定，即它们国家的货币汇率是波动的，不稳定的。马来西亚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对汇率作行政控制，因此都享受了（2）汇率的稳定，它们也行使（3）政府发钞权，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资金就不可能自由进出国境。对阿根廷、立陶宛和香港来说，它们享有（1）境内外资金的自由流动和（2）稳定的汇率，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就没有发钞权，它们无法调节当地货币的发行量。
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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