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有别于逐利（反垄断专题之二十一）

“寻租（rent seeking）”这个词选得真是糟糕。显然，我们一点也不反对那些、比方说发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然后通过取得专利而带来的租。我们也不反对，好像麦克尔·杰克逊这样的艺人，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把各种天然特征结合在一起，依靠个人的努力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赚取巨额的租。但是，我们确实反对汽车制造商，通过寻求对进口汽车施加配额而争取租的做法。严格地说，“寻租”仅仅是指后一种行为。一个学医的人在毕业后就可以行医挣钱了，但有许多接受了学不到谋生技能的教育的人，就人浮于事，长时间地轮候一个比如说是“孟买海关检查员”那样的职位。寻租行为的总成本，是这些人接受的不当教育和他们耍弄的政治手腕。—— 图洛克（Gordon Tullock）

         

寻租有别于逐利

薛兆丰
2007年9月17日《经济观察报》“解释反垄断”专栏系列（之二十一）

垄断有两类成因：一是在没有准入障碍的市场中通过自由竞争而形成的，二是依靠行政准入障碍才得以建立和滋长的。我的反垄断观点，是对前者的辩护和对后者的谴责。为什么？既然两种行为都是在追求垄断地位，都在攫取最大租值，都能创造利润，都会使某些人变富、且使另外某些人变穷，为什么前者无罪，后者有害？答案蕴含在“寻租（rent seeking）”理论中。其内容是在1967年由“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图洛克（G. Tullock）教授阐述，而其字眼则是在1974年由克鲁格（A. Krugger）提出并风行起来的。

图洛克首先解释：“寻租”这个词选得真是糟糕。显然，我们一点也不反对那些、比方说发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然后通过取得专利而带来的租。我们也不反对，好像麦克尔·杰克逊这样的艺人，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把各种天然特征结合在一起，依靠个人的努力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赚取巨额的租。但是，我们确实反对汽车制造商，通过寻求对进口汽车施加配额而争取租的做法。严格地说，“寻租”仅仅是指后一种行为。

图洛克接着说：对“垄断地位”的追逐是充满了竞争的。为了取得政府的优惠政策，从而形成垄断地位，人们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源，尤其要让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一个学医的人在毕业后就可以行医挣钱了，但有许多接受了学不到谋生技能的教育的人，就人浮于事，长时间地轮候一个比如说是“孟买海关检查员”那样的职位。寻租行为的总成本，是这些人接受的不当教育和他们耍弄的政治手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看到寻租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并能够让人意识到，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本来是可以在别的领域更有作为的。

今年4月，美国律师协会在华盛顿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举行反垄断专题年会，两千多名律师从全国各地赶到，个个西装笔挺，谈吐得体，眼看四面，耳听八方。他们讨论什么话题？我旁听的一个讨论会，是欧盟介绍为什么微软不应该把媒体播放器捆绑到视窗系统里。他们是认真的吗？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前是反垄断机构的头头。我在那里呆了两天，图洛克的话就一直在我脑际盘旋。身旁北京经贸大学的黄勇教授敦促我，要把这个场面介绍给国内读者。我忧心忡忡地点头——中国有朝一日也变成那样？

中国很可能随着反垄断法的实施，迅速形成围绕反垄断法司法的寻租环境，使本来旨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变成商人、律师、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利益集团用来角逐行政保护和政策优惠的角斗场。这个寻租环境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为什么？图洛克给出了极具洞察力的解释。

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图洛克论证道：只有在一项管制刚开始时就恰好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才会赚取垄断利润，此后才进入有利地位的人，并不会取得超过平均回报率的好处，而只是在靠他们本来就有的禀赋，赚取其相当于社会平均率的回报。正因为这样，与一般人设想的相反，要解除管制，恰恰会对那些后来才进入垄断地位、而并没有赚取垄断利润的人造成不公平的伤害。这正是他们会激烈抵抗的原因。

以出租车牌为例。纽约出租车牌（medallion）的数量是受政府管制的，一个车牌现在市价动辄几十万美元。拥有出租车牌的人，或者开出租车的司机，赚取了垄断利润吗？没有。只有那些车牌管制之时就拥有车牌的人才获得了垄断利润。后来通过转手才取得车牌的人，都只是在赚取一般投资回报。因此，废除出租车数量管制，会对他们造成不公平的损失。

图洛克还解释了为什么欧美不少地区的商铺，会自愿遵守礼拜天不营业的规矩，而且对试图破坏规矩的商铺怀有强烈的敌意。推到极端来思考，假如商铺统统每年只营业一天，那么它应有的营业额并不会减少，却能节省全年的营业成本。因此，在统一实施礼拜天休息的商业区，商铺的利润较其他地区高。但是，这些商铺为了进入这种商业区开业，也不得不支付较高的铺租，结果使得两者的平均回报率相等。这时候，在礼拜天不营业的区域，如果有人试图在礼拜天营业，就相当于逼迫邻近的商店增加营业成本。这自然会遭到抵制。

在中国，有许多人针对垄断企业职工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作文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认错了靶子。不管是行政的垄断企业，还是私营的垄断企业，其员工的工资福利都确实比较高。但只要他们是在人人都知道如此以后，才设法进入那些垄断企业，那么他们的工资福利，就只是相当于其人力资本的平均回报水平。在人人都知道中国电信和中国海关的福利待遇特别好的情况下，进入这两个机构的人，就必须表现出特别高的竞争力，包括学历、人事关系、和政治手腕上的。他们即使在别的地方，也往往会比别人赚得多。

这是说，当我们对垄断企业，尤其是对行政垄断企业不满时，其内部员工的工资福利过高并不是恰当的靶子，因为那是必然的结果。要进行有效的反对，就要在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的本身下手。面对中国即将实施的反垄断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言，它将吸引大量才华横溢的人的加入，他们赚取利润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法长达半个世纪的考核结果是大致正确的话，那么这整个围绕反垄断法的实践应运而生的行业，就会给本来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体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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