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不能做什么
看来这里有必要向读者郑重声明：本人的文章不能说明之大之广的中国问题，不能用来炒股，不能改革教育体制，不能缩小贫富分化，不能帮民工买火车票回乡探亲，不能治疗艾滋病，不能阻止猪肉价格上涨，不能保证人人都买房……
朋友Xubinism就我的反垄断专辑写道：
薛先生是不是长期在国外，不接触中国地气啊，这类玩意儿，老实说，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约束条件，中美差距千万里，不是一回事，中国的问题之大之广之深，远远不是现有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而注意力放在区区垄断的定义上，说实话，一点意思没有。
我回答：
我是在国外，我受过训练，而且在用非常好的图书馆，利用这里国内没有的资料和成果，利用我的相对优势，介绍一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即美国一百多年来反垄断司法的经验和教训，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学生、教师、企业家、新闻工作者、立法者和专家参考。
我基本上不是在说中国的问题，但这个系列将与中国很近的未来有关系，因为中国要引进反垄断法了。这里面谈到的案例，将来都会在中国重演，涉及的企业都是我们身边的企业。
我没有打算靠解释反垄断的定义来说明全中国的问题。你对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期望？
看来这里有必要向读者郑重声明：本人的文章不能说明之大之广的中国问题，不能用来炒股，不能改革教育体制，不能缩小贫富分化，不能帮民工买火车票回乡探亲，不能治疗艾滋病，不能阻止猪肉价格上涨，不能保证人人都买房……请看我的《经济学能帮多大忙》。
Xubinism回复：
倒也是，说得有理，只是我从你那里学到东西很多，自然期望也就多一些。经济学教科书经常看得我口吐白沫，难得有你这样的文章给擦点清凉油，提点一下。
垄断在中国真是没有意思的话题，你说不久在中国就将出现美国这样的垄断问题，我对此无语，这东西出台，十有八九就是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的寻租工具。大家却对真正的垄断高呼万岁
不是一个体制，不是一个东西，不过研究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好处，布道吧。
我再回复：
鬼都知道不好的东西，就没必要写了；我选择的题目，都是是人都觉得好的东西。民主和反垄断法，是其中的典型。
八年前，央视邀请我上京，拍摄《经济半小时》，涉及反垄断法问题，说要我推荐一两个支持我观点的中国经济学者。我找谁呢？我说周其仁，央视告诉我他不在北京。我于是去了茅于轼家，他给我介绍如何用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的平方根来确定是否垄断，然后根据成本计算合理利润来管制垄断。在座的老同学尹忠东回答他：“那谁还会控制成本呢？”后来，央视找了盛洪，他的原话是：“我们如果放弃建立反垄断法的权利，微软就会哈哈大笑。”电视播出来，还印在《南方周末》上。茅于轼被公认是市场经济的旗手，而盛洪因为翻译了科斯的著作还被科斯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呆过半年。后来我跟一位经济学家谈起此事，他打趣说：“只要跟科斯握过手就不应该赞成反垄断法。”
陈志武最近发表了为什么要民主（见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写个“为什么最好不要搞民主”的系列。法治和民主不是一回事；权利保护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而且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互相抵触的。中国人加上民主，那是怎么的一碟菜？我的第一感觉恰恰就是恐惧。
我不是不知道什么转轨经济、什么宪政改造、什么光荣革命这些话题热，这些东西很虚知道吗？和侃大山差不多，经济学大师也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我见过一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百个影响经济发展的理由，从投资、教育、法治、宗教、地缘、气候、人种、文化，几百个，那是期刊文章中曾经总结过的话题，还能想到什么就写篇关于什么的线性回归咯。说而已。你太瘦了，原因是营养和睡眠不够，要多吃蛋白质和肉类，也要适当吃水果，要注意休息，有事情尽量想开一点，不要失眠，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再想工作了……说而已，谁不会说？
我现在只想说一个问题，说清楚一个问题。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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