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乐死说起
为什么人家生了孩子我们就高兴，有丧事我们就感到悲伤呢？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局中人。—— 马克·吐温
从安乐死说起
薛兆丰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5月7日
设身处地想一想，有些人来这个世界仿佛只是为了含辛茹苦，我们怎么能替他的降生感到高兴？有些人病入膏肓，生不如死，我们怎么忍心勒令他们继续受折磨？
4月10日，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据此医生可以帮助病人“安然死亡”。这项法案显示，无论是谁，只要身在荷兰，就可以按照安乐死的法案来执行操作。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不少病人便忙着打听细节，筹备赶赴荷兰受死。局外人在口头上议论纷纷，而局中人则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响应了。显而易见，这项法案是危重病人的福音。
死亡，是每个人的总路线。让濒临死亡的人得到安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当一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是活命，还是死亡，谁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连病人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决定总是要作的，如果拒绝作出决定，那么拖延的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基督徒说决定生命终结的权利，仅仅掌握在上帝手上。但那只是一相情愿的教条。在真实世界里，人类的行为，与这一教条并不吻合。现实的情况是，人们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活命。当活命成为痛苦，当病人深信局势已经不可救药时，结束生命就是追求幸福的最后选择。而“安乐死”法案的核心，就是扫除病人追求幸福的障碍，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生与死的决定。
推而广之，我们看待“安乐死”的态度，也适用于自杀和慢性自杀。我们应当正视现实，自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它们未必一概不值得。慢性自杀也是如此：老年人有病不医，康复无望的病人服用对身体有害无益的镇静剂，生活没有奔头的人大量抽烟、终日酗酒，都是合理的慢性自杀。
从自暴自弃，到有病不医，到寻求“安乐死”，甚至自杀，统统都是“如何消费生命”的问题。如何消费生命，取决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预期，有些人总在蓄势待发，有些人则喜欢匆匆透支。在这个问题上，荷兰人的态度最豁达，而且一脉相传。是的，荷兰是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记性好的读者不会感到惊讶，这完全有迹可循，因为荷兰早就是一个允许服用大麻的国家了。
如何消费自己的生命，那是别人都应当尊重的个人抉择。抉择总有错误的时候，就象吃饭、工作、开工厂总有出错的时候一样。人们不是要禁止吃饭、工作、开工厂，而只是要防止“吃错东西”、“做错事”、和“开错工厂”而已。同样，人们要反对的恐怕只是“不值得的自杀”，而不是“所有自杀”。
有意思的问题是，自杀是不是犯法？如果是，应该如何惩罚？如果不是，那么慢性自杀又是不是犯法？如果不是，那么自愿滥用精神科药物又是不是犯法？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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