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师与名师
“明师”有别于“名师”。名师易找，明师难寻。图书馆里，书籍汗牛充栋，读几辈子也读不完，人生苦短，要提升自己思想的境界，是一定要锁定几个明师，下重注来钻研的。
明师与名师
薛兆丰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7月2日
“明师”有别于“名师”。名师易找，明师难寻。图书馆里，书籍汗牛充栋，读几辈子也读不完，人生苦短，要提升自己思想的境界，是一定要锁定几个明师，下重注来钻研的。
怎样把“名而不明”的学者剔除出去，又甚至把“明而不名”的高手识别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第一个困难，在于受选择范围的局限。你的视野以内，可能根本不存在“明师”。这层困难，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尤其严重。绝大部分名著，没有中译本；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受制于译者的偏好。图书馆的一类书架中，找不到一个“明师”的著作，是并不奇怪的。
三种常见的虚名
第二个困难，是作者的“名气”会影响读者的判断。要增加选中“明师”的机会，而避开“名而不明”之辈，办法就是识别作者之“名”因何而来。有些人名气很大，但这些名气不是来自于学问，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
与学问无关的名气，最常见的是作者的个人品质，如“动机”、“道德”和“勇气”。学者们往往喜欢展示一番，标榜自己怎样忧国忧民，怎样为民请命，怎样两袖清风，怎样呵护学生，怎样不为几斗米折腰，怎样直言不讳……这些东西可以把少不经世的学生弄得神魂颠倒。可那些品质，统统与学问没有任何瓜葛。
不是说这些学者一定在吹牛，他们说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夸大的，但不管是真是假，他们的个人品质，对于求学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重要的。中国的学生，一向把个人品质看得太重，以致严重地干扰了他们对“明师”的选择。
学者的个人品质，无论是好是坏，都只会波及到他身边的少数几个人。如果你要找学者谈恋爱结婚、或合伙做生意、或结伴去旅游，那么你得关心他的个人品质；但如果你只是要找“明师”，那么就既不要挑剔他个人的坏毛病，也不要为他的人品所迷惑。
第二种与学问无关的名气，是政府加给他们的。有些学者时来运到，受到政府的赏识，当上了政府的经济顾问，对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名气自然很大，但那也与他的学问无关。政府挑选经济顾问的时候，是根据自己本来就打算做什么事情来挑选的，而不是以那个学者本来的学问来挑选的。政府的意图，又怎能够作为学术的标准呢？
第三种与学问无关的名气，来自作者自己的炫耀。有些学者记忆力非凡，什么书都读过，读过的都记得，写起文章洋洋洒洒，东拉西扯，看上去非常广博，但广博不等于思想，聪明也不等于智慧。聪明而没有智慧，别人就很难向他们学习。
时下流行的晦涩而空洞的学术文章，左一句“哈耶克”，右一句“康德”，前一句“汤因比”，后一句“维特根斯坦”。原因在于，有些读者的时间成本很低，而他们崇拜知识，所以看见自己读不懂的东西，就觉得理应买下来拜。如果读书人将来有更多精彩的选择，时间的成本上升，那么他们就会从崇拜知识，变为享用知识，有用而看得懂的才买，而充斥“大词”的空洞文章，就会被淘汰。
先做明人，始识明师
剔除“名而不明”的老师，办法是：一不看个人品德，二不看对政策的影响，三不看旁征博引的本领。那么，识别真正的“明师”，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事前要对具体的问题下过功夫，使自己成为“明人”，这样才有本事识别“明师”。
现在满街都是博士教授专家学者，门外汉当然会客观而客气地说，张三有张三的理由，李四有李四的看法，谁都未必全对，也未必全错。泛泛而言，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但一旦遇到了具体的问题，一旦深入到问题的情境，高手和低手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就再不是“你也好、他也好”了。
我熟悉辩证法，能够用辩证法证明任何事情，所以一读到波普尔的《什么是辩证法》，就知道他是真正的高手；我又曾经对波普尔的干预主义十分崇拜，所以一读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就知道波普尔在经济上错得厉害；我曾经为萨缪尔森《经济学》中的“稀缺”、“短缺”、“过剩”概念迷惑不解，所以一读到阿尔钦几句干脆利落的评论，就明白萨缪尔森和阿尔钦两人的差距。
要识别“明师”，就要使自己成为“明人”。那么，到底是先有“明师”，还是先做“明人”？答案是：早期的鸡生早期的蛋，某个阶段的“明人”，能赏识某个阶段的“明师”。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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