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债理应还钱
今天，很多国家，包括泰国、俄罗斯、南韩，都欠了很多债。借债要还钱，跟债主友好协商，共同选择灵活的还债方案，是可取之道。但是，借债不还，则不仅有违商业道德，还会对今后的借贷造成障碍。
借债理应还钱
薛兆丰
证券时报·财经周刊，1999.4.2
现在“债务危机”跟“金融危机”一样，是几乎不可分离的热点词语。但种种现象表明，“借债还钱”还没有成为全球商业社会天经地义的铁律；相反，“借债不还”的遁词，历史似乎更为悠久。人们更愿意谴责收取利息的人，把他们叫做高利贷者；人们甚至谴责追讨债款的人，形容他们为莎翁笔下的夏洛克。
最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禁止债主收取利息的，这一点，伊斯兰教至今也没有在原则上作出改变。其结果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一段长长的时间里，那些提前享福，急于在今天就将明天的面包吃掉的人，受到了偏袒和保护；而那些甘愿延迟享福，将今天的面包借给别人以求明天获得更大面包的人，则受到了谴责、讥讽、甚至迫害，他们到头来倒成了及时行乐者眼中的敌人。
我们不妨从当代契约原则的角度，重新考察莎翁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成亲，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钱，两人约定，到期不还，夏洛克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虽然这个条款象征着变态、血腥和贪婪，但它来得没有任何勉强。友情诚可贵，爱情更伟大，但这里没有夏洛克的义务。夏洛克和安东尼奥自愿缔结的契约，本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如果说安东尼奥没有预计到会发生意外，最终无法还钱，那就只能表明他行事草率，将违约条款当儿戏；如果说安东尼奥看出了割肉条款的文字漏洞，打算利用舆论对自己的同情，那就表明他存心欺骗；如果安东尼奥觉得割肉的要求无聊或者血腥，就应该改好了条款才应承。
《威尼斯商人》讥笑夏洛克贪婪和变态的同时，也讥笑了他的愚蠢。因为他对合同条款的行文缺乏足够的慎重，才使自己失算。安东尼奥幸好得到友人未婚妻鲍西娅的机智辩护，坚持割肉时不能流血，才得以幸免一刀。但对于愿意放款的商人来说，当然不希望自己碰上这种钻空子的违约人。
有人或许会认为，既然夏洛克的割肉要求很无聊，那么只要他让步，收回这个无聊要求，就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就事论事，这是对的。
然而，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让某一次的判决两全其美，而在于一次判例对未来无数潜在事件的警醒作用。假如追债的人这次被当作反派人物来打压，那以后无数急需要借钱的人，就找不到愿意做债主的人了。
道理虽则分明，但总是难敌莎翁感人的笔力，以致素以雄辩著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亲自出马，在1972年飘利莲山学会的首席发言中专题为债主讨公道，为犹太人正名。
这篇《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解释道，幸亏有那些自由进入、自由竞争的行业，如银行业，才让犹太人得以生存发展，但西方文化一贯对债主和商人的敌视态度，又使得犹太人深感内疚，所以，犹太人在行为上是道地的资本家，而在言论上却总是反资本主义的。
今天，很多国家，包括泰国、俄罗斯、南韩，都欠了很多债。借债要还钱，跟债主友好协商，共同选择灵活的还债方案，是可取之道。但是，借债不还，则不仅有违商业道德，还会对今后的借贷造成障碍。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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