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如何分配

通过官员的意志和政府的命令，以税收、价格管制、实物分配、身份歧视等方式，来强行分配生产资源和商品，社会将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而得益者只可能是官员及其裙带。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6）

收入如何分配

薛兆丰
2012年12月3日

最近“合理调节收入再分配”成了热门话题，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听来感觉不妥，因为言下之意，仿佛收入本来就是由某些人分配的，只是分配得不够合理，要调节得更加合理而已。从我所学看，收入的“分布（distribution）”由经济规律决定，若作硬性“分配（allocation）”，则会违背经济规律，经济效率会打折扣，结果往往是穷者更穷，不该得益者更富。合理做法并非“调节”收入再分配，而是直接改变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让我解释几个要点。

一，人为干扰分配会直接损害市场机制。我们知道，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价格自由浮动，而价格的作用就是（1）“传递”关于资源稀缺的信号，从而（2）“指导”人们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并进一步（3）“影响”商品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假如这最后一点，即价格的“影响分配”功能，受到强力干扰，那么前两项，即“传递信号”和“指导生产”的功能，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理由很简单：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要奖惩不够分明，他们就会丧失对价格信号作反应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就变得有名无实。

事实上，重手调节收入会扭曲市场行为。不论是悬壶济世的医生，还是传道解惑的教师，抑或审批项目的官员，其享有的收入都不是由其贪婪程度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对其掌握的人力资本或权力资本的需求决定的。以行政手段来限制他们的收入，比如压低挂号费，减少学杂费，或打击贪污腐化行为，都不能削弱他们攫取更高收入的能力，而只会诱发更多不正常的现象，包括医生收取红包、教师增开补习班、或官员增加管制寻租等。要真正调节医生、教师和官员的收入，只能增加医生和教师的供给，并削弱官员的权力，此外别无他法。

二，各种资本——包括劳动力资本——的收入水平，都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这是一个协同生产的时代，任何最终产品都是通过团队作业来完成的。所谓团队，可以是一个球队、一个乐团、或一个企业。每个队员应得的收入，取决于他对这个球队所带来的新增价值；一个指挥所应得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乐队有和没有他指挥之间的价值差距；而一个工人所应得的工资，则取决于他对企业产品的新增贡献。

举一个例子。据报道，中国大陆的劳工，只能从每台iPhone手机中拿到1.8%的利润。不管事实上准确的数字是多少，这里的要点是：这种分配不是由任何个人决定的，固然也不是由哪些缺乏同情心的坏人决定的；相反，它是由全球市场上无数的人所共同决定的。具体而言，工人的工资水平总是由其边际贡献率来决定的。大陆劳工的要价如果超过这个水平，工作就会随时被同类的竞争者（如来自越南、印度、东南亚的工人）夺取。

恐怕有人会说，苹果公司赚取的超额利润，不妨多分一点给穷苦的工人。但这么说的人并没有意识到，那些超额利润并非无源之物，而是股东们筹集的资金的回报。如果不把这些利润用于酬谢金融市场上的集资者，那苹果公司就不可能进行研发，研发就不可能成功。毕竟，资金本身就是生产苹果手机的原材料之一。换言之，利润也是有主的，它属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将利润划拨给他们，那么企业就既不会冒险、也不会创新。为了调节而调节的人，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个普适的收入归属规律。

三，调节收入分配会堕入“戴瑞德定律”的陷阱。1960年代，法律经济学创始人戴瑞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曾经发现一个规律，即任何政府针对穷人的补贴措施，最终都会让中产阶级得益，而由极穷者和极富者付账。由于戴瑞德坚持“多述少著”的习惯，逼得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在1970年发表题为“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瑞德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文章，越俎代庖地阐述了戴瑞德的思想。

该文检视了多个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或定向补贴的领域，包括教育、农业、住房和社保等，发现受益者都集中在中产阶级。以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为例，由于所有有工作收入的人都要缴纳社保，而极富者并不多交，所以以下各种人群就相对吃亏：（1）较早开始工作的（而非有机会呆在学校深造的）；（2）较早去世的（而非长寿的）；（3）妻子也得工作的（而非丈夫的收入就够养活全家的）；（4）年轻的（而非在政策实施时就已经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显然，这种收入再分配下，最大的收益人群并非最穷者或最富者。

此外，当时能上大学读书并享受政府资助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有资格购买政府的限价房的，是比较有钱和有办法的人，而政府为了建设这些质高价低的限价房，却往往要先铲除那些真正穷人所栖息的贫民区，这样受损的恰恰是那些根本买不起限价房的穷人；农民长期以高于市场水平的“政府保护价”向政府出售粮食，他们无疑是富裕的既得利益者，而真正支付高价的是广大的纳税人。

这一系列现象的根源，按斯蒂格勒的解释，是中产阶级构成了选民的主体，他们是政客所要争取选票时的关键对象。与此相对，处于两极的穷人和富人，则要么缺乏能力、要么缺乏动力、要么缺乏足够的规模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从而沦为在一系列“收入再分配”运动中的输家。

虽然中国的选举制度与美国有别，但戴瑞德定律有效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最穷的人；清华北大等一级高等学府，获得的政府资助巨大，而有资格享受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国庆节的高速公路免费，得益的是自驾小车的中产阶级，而乘坐大巴的旅客则不受优惠……这是值得反思的现象。

四、扶贫不应该采用实物补贴或价格管制，而应该采用“负所得税”办法。早在半个世纪前，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曾经提出过，应该以“负所得税”的形式来补贴真正的穷人，同时取消其他所有的收入再分配和补贴措施。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只对穷人发放货币补贴，而补贴的金额随着穷人自身的收入的递增而递减，收入超过贫困线就不再接受任何补贴，而整个社会的商品和服务，则均按市场化的方式分配，不再搞任何实物补贴。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保证了最穷的人能够得到基本的货币收入，又维护了他们按自己偏好分配收入的权利，还消除了他们力争下游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保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调节收入再分配，是一种流行而含糊的说法。它可能指深化改革、保护产权、自由定价、解除行政垄断、以及减少政府干预，从而让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所得的回报更合理。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持有这种思路的人，往往不喜欢用“调节收入再分配”来表达。事实上，它更可能指通过官员的意志和政府的命令，以税收、价格管制、实物分配、身份歧视等方式，来强行分配生产资源和商品。无容置疑，按这种思路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社会将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而得益者，只可能是负责调节收入分配的官员及其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