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熊痛之争看权利演化
英文有句话，叫“If it pays, it stays.（若有用，就能活）”。意思是：越是对人类有用的动物，人类玩得越多、杀得越多、吃得越多、用得越多，也就饲养得越多。这种动物更干净、更健康、更肥壮，不容易灭绝。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28）
从熊痛之争看权利演化
薛兆丰
2012年4月2日
归真堂从活熊身上提取胆汁制成药品销售，已有二十多年历史。该企业最近申请上市，动物保护主义者激烈反对。大批媒体记者蜂拥到工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究竟“熊疼不疼”、“熊有无自由意志”、“熊是否生活在其最自然的状态之中”等问题。我认为舆论看偏了：重点并不在“熊疼不疼”，而在于究竟是某些人“心疼”重要、还是另外一些人的“病疼”重要。换言之，这不是人熊之争，而是人人之争。
毫无疑问，熊当然有点疼，其自由意志当然受到了侵犯和扭曲，它们当然还未能生活在最自然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容争辩的。问题是，那又怎样？如果“熊疼”足以成为禁取熊胆的理由，那“鼠疼”也足以成为禁止医药实验的理由，“牛疼”也足以成为禁止挤奶的理由，“狗疼”也足以成为禁止爱狗人士阉割宠物的理由……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还真要问问：动物怎么就不能平等地享受人类赋予的权利？
我说过，相对于熊疼不疼，我更关心人疼不疼：小女孩们被家长送去苦练芭蕾时疼不疼？未成年人缺乏判断力，而家长往往是逼迫加利诱，让她们承受极不自然的扭曲和伤害，以博取看客的掌声。这是否道德？看客们追求的快感，又是否是必需的？历史上已有的视频片段，或改用动画制作的芭蕾舞蹈，难道还不足以满足看客的需求？
显然，上述活动都具有“引起疼痛”、“影响终身”、“强加意志”、“并非必要”等特点。如果要禁止，那就都应该禁止。可见，要具有建设性地讨论，就必须先转换视角，不再关注熊疼不疼，而是讨论谁有权决定让熊疼，谁又有权决定让人疼。
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商品的用途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产生的。你即使具有对某商品的用途作出选择的能力，但只要你的所作所为不受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那么你就不具备这项权利。土地是你的，但你未必有权盖高楼挡住邻居的视线；房屋是你的，但你无权在后院做原子能实验；水果刀是你的，但你肯定无权用来打劫，否则拥有水果刀，就了拥有整个世界。
世上没有“天赋权利”这回事，尽管人们往往爱这么说，来强化自己的主张或信念。世上有的只是“人赋权利”。例如，每个人似乎都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但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却剥夺了每个人选择安乐死或出售器官的权利；又例如，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电脑的产权，但如果电脑里藏有儿童色情图片——或仅仅是儿童色情漫画，那也会触犯法律。显然，个人拥有何种权利，是人与人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开天辟地就自然而然地清楚界定并一成不变的。
近年来，动物保护的意识在国内越来越普及，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吃饱了，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心灵上的感受了。人们（除自闭症患者外）都具有“同情的生理机制”：看见熊疼，就会情不自禁地设想自己如果是熊，那也会疼，于是产生了心疼的感受。为了减少自己“心疼”，便想到去限制别人本来享有的产权，或增加别人忍受“病疼”的可能。
以个人倾向而言，我认为养熊者有权取熊胆，养狗者有权阉割宠物，父母有权磨练子女；但以中立观察者的角度看，我认为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主张权”，可以呼吁社会限制他人产权，但归真堂至今仍有“产销权”，不仅有权饲养、摘取、生产和销售，而且有权申请上市。
如果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感受，要比熊胆制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更重要，那就应该筹措或购买宣传资源，博取舆论的支持，通过修改法律来达到目的。中国要走法治道路，要建立法治传统，要避免让个人感受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那么归真堂事件也是一块试金石。
我还是喜欢从经济的角度来推测。其实，不论熊胆爱好者和动物保护者怎么争，大部分人也还是看代价来选择立场的。棕熊命运，既不取决于它疼不疼，也不取决于它的自由意志，而只取决于熊胆的药效。如果医学能马上证明，熊胆不仅解酒护肝，还滋阴壮阳、专治艾滋，那熊胆爱好者就能得胜，棕熊就会在私人的悉心照料下，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相反，如果药效微弱又无法确证，动物保护主义者就更容易占上风，棕熊就会像其他受政府保护的动物一样，从被作为“私有财产”来对待，逐渐转为被作为“公有财产”来对待。
那么，有确定主人的动物更幸福，还是无确定主人的动物更幸福？从个体的角度看，不好说；但从种群的角度看，英文有句话，叫“If it pays, it stays.（若有用，就能活）”。意思是：越是对人类有用的动物，人类玩得越多、杀得越多、吃得越多、用得越多，也就饲养得越多。这种动物更干净、更健康、更肥壮，不容易灭绝。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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