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县竞争不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忧虑是黑社会化，原因就在这短期行政权力加司法权力加商业利益，三者盘根错节的机制上。一个制造大量土地纠纷，且法院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访的县竞争体制，怎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

薛兆丰 
2010年4月6日

张五常教授七十诞辰晚宴切蛋糕前发言说（文字见这里，视频见这里）：

我自己是一个制度的专家，这几年我看得很准。中国现在浮现的制度，开始稳定下来的制度，开始明确起来的制度，你拨开那些沙石，拨开那些不清楚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制度。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并非易事，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多。

张教授三年后的今天作“补充”。他把全称“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大幅收窄为特称“中国的县竞争制度”，并加入“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作状语限定（“中国经改三十周年志”，见这里）：

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

作为这个“最佳经济制度”的旁证，张五常描述了一位县长的言行并加以赞叹（“中国的经济制度”，见这里）：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对于控制土地的县官员而言，土地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但又好像是，但仍然不是。看看张五常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南方周末》“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见这里）：

“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这是说，张五常在这里把县看作一个大公司，把县际竞争看作是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判断这是人类最佳经济制度。然而，县是一个大公司吗？是不是一个公司，芝加哥学派的公司理论创始人们曾经给出了精准的界定。张五常早年深知这个界定，并以此回答了杨小凯的提问。

杨小凯 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 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就都乏善可陈。（自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这是一段精彩的回答，清楚地批评了糊里糊涂把大组织一概视为公司的想法。然而，正因它精彩，张五常现在说县竞争是人类最佳制度，就大有问题。

县之间有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县竞争，当然比当年文攻武斗好得多，但这种政治竞争，代价和隐患都很大。要知道，公营企业与私营公司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制约，并不仅仅在于顾客是否能用脚投票。消费者可以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用脚投票，并不表示这两家媒体就是私营企业。县之间有竞争，但这并非私营企业竞争；其县长的所作所为，也非ceo或董事长的所作所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是“人类最优制度”之说的疑点所在。美国的利益团体集中在华盛顿 K 街上，每天在进行政治寻租业务，与北京的驻京办类似，又是不是人类最优制度呢？学过“公共选择”的人知道，不是。

还有人说，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只要是拿经济指标来考核，其实就等同私有化了。这是错误的。东北某市有位市长，为了争夺花园城市的美誉，在市区内大量种草种花，结果使该市赢得桂冠。这确实是一种竞争，但不是私有市场竞争。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市不适合种草种花，而适合种树，可市长不可能等那么久。这就是政治和市场的差别，短期效益和长期效应的差别，啤酒和陈酿的差别，三十年楼龄和一百年楼龄的差别。这恰恰是我们衡量一个制度能否接近人类最优制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同意，目前的县竞争，对释放土地用途和招商引资确实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官僚的行为模式有别于私营商人的行为模式，前者埋下了大量隐患，绝非种草不种树造成浪费那么简单。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忧虑是黑社会化（见这里），原因就在这里，就在这短期行政权力加司法权力加商业利益，三者盘根错节的机制上。我对此有很大的忧虑，绝不认为这是人类最佳的经济制度。

又例如土地纠纷。从经济原理分析，官僚对土地的强征，不会推高最终的房价，买房的的人不在乎这块地是农民自愿卖的还是被强征回来的。只要土地供应越多，不管它怎么来的，房价就越便宜。然而，强征土地制造了大量的纠纷和怨愤，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制造大量土地纠纷，且法院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访的县竞争体制，怎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对张五常的观点，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经有过直截了当的批评，见 http://xuezhaofeng.com/blog/?p=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