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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诺奖愿望表

Posted on Tuesday, October 13, 2009 at 1:22 pm

上星期编辑建议我谈诺奖。我当时回答:经济学奖明天就要揭晓,我的愿望表上有三个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尔钦(A. Alchian),三是张五常。结果大家知道,得奖的是另外两位学者。

我的诺奖愿望表

薛兆丰
《互联网周刊》2004年10月16日

上星期编辑建议我谈诺奖。我当时回答:经济学奖明天就要揭晓,我的愿望表上有三个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尔钦(A. Alchian),三是张五常。结果大家知道,得奖的是另外两位学者。

根据诺奖评委的公告,这两位均在美国工作的学者(F. Kydland 和 E. Prescott),是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上作了开创性贡献而获奖的。也就是说,今年这个奖,颁给了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作有力批判的学者。

宏观经济学起源于1930年代的凯恩斯。凯恩斯研究一些全社会的汇总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汇总量包括“国民生产总值”、“总需求”、“政府开支”、“市场利率”、“储蓄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些汇总量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可以由政府调控某些汇总量,从而改善另外某些汇总量。

最著名的就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两个汇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此长彼销。有了这层关系,要降低“失业率”就简单了,提高“通货膨胀率”就行了。

而今年两位获奖人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多重“滞后”,包括从经济察觉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之间的滞后,从提出方案到得到审批的滞后,从得到批准到执行之间的滞后,还有从执行到开始见效之间的滞后。而就在产生这多重滞后期间,其他的因素并未停止作用。

以通胀为例。政府若打算用通胀来刺激就业,就必然经历上述四重滞后,也就是慢了四拍,而市场并不会停下来等。人们一旦察觉政府的举措,就会作出理性预期,调整中长期合约,于是使尚未实施的通胀政策失效。结果,政府只好采取更猛烈的通胀措施。这样恶性循环,就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滞胀”埋下了祸根。

我的评论是:当然欣赏两位获奖人的见解,但由于凯恩斯理论错,错得浅,所以对凯恩斯的批评虽然对,但也对得浅。经典的凯恩斯结论,诸如乘数理论、通胀与失业关系、菜单成本、流动性陷阱,这些理论本身没有说服力,至少从来没有说服过我。它们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政府要干预经济而被选中的缘故。

学术上,有人从事“破”,有人从事“立”,都是贡献。但“破”的价值,往往不如“立”。你就算把别人“立”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它也未必会被抛弃。因为人总要点理论赖以为生。除非你“立”——“立”一个更好的替代品,那他们才会把旧的丢掉。

我愿望表上的三位经济学家,成就都是集中在“立”上的。塔洛克与布坎南(J. Buchanan)共同开创了“公共选择”学派,他未能与布坎南在1986年同时获奖,令人遗憾。“非市场现象”触目皆是,小至家庭、企业和俱乐部,大至机关、政府和国家,都是靠“合议”而不是靠“买卖”来解决问题的。塔洛克踏入这个领域,不懈探索了半个世纪,是创始人。

阿尔钦与张五常是两师徒,他们的共同贡献是产权分析。是阿尔钦把产权现象带到了抽象的层面,抛开了有形的事物,从“排他使用”的角度来研究产权;是张五常首先提出了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区分,若不按他说的去看,就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产权保护。还有,阿尔钦的“经济进化理论”,张五常的“分成合约理论”,也都是以“立”而闻名的。

对国内近来传闻“最有机会得奖”的其他经济学者,我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学术评估需要时间。最近才写成的论文,获奖机会接近零。我找了八位在国内特别有名的诺奖得主,算了一下从其得奖著作发表到最终得奖之间的时间。

萨缪尔森1947年写《经济分析基础》,到1970年获奖,等了23年;哈耶克1929年写《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到1974年获奖,等了45年;弗里德曼1957年写《消费函数理论》,到1976年获奖,等了19年。此外,斯蒂格勒等了21年;布坎南24年;索罗31年;科斯31年;贝克24年。把最短的弗里德曼和最长的哈耶克去掉,“成就考察期”平均是25年。

这样说吧:你就是诺奖评委会主席,你读完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拍案叫绝,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那么你还得再等上25年,才能把奖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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