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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

Posted on 星期三, 5月 9, 2007 at 12:07 下午

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

尹忠东,薛兆丰
1999年5月14日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冷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而这恰恰是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 Von,1899-1992)一生的总结。今年5月8日,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在此谨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还是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针锋相对的理论对手,更是预言形形色色干预主义可怕后果的先知。

20世纪5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Jean-Paul Sartre),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远比自然科学复杂。由于信息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职位。

哈耶克当然没有气馁。在一些行事低调的富商的资助下,他不仅继续埋头著述,还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受左派势力排挤的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曾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也向哈耶克颁授了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指派专人,不断撰写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轻学者在研读哈耶克的著作后,竟被深深地折服了。这些人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后领导国家改革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Yegor Gaydar)和捷克总理克劳斯(Václav Klaus)。克劳斯曾回忆道:“当年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将哈耶克的著作译出。可惜当时这些书只能是“内部读物”,只是专供学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标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才真正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去年,国内又出版发行了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的中译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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