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名记者，先潜入一家同性恋者聚集的酒吧，实地观察那里一对对男人的亲昵举动；接着，尾随的执法人员突击搜查，把他们带回公安局处罚；那位记者，再把整个过程写成报道，对这些同性恋者的“丑态”作一番“鞭挞”。
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薛兆丰
2001年9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名记者，先潜入一家同性恋者聚集的酒吧，实地观察那里一对对男人的亲昵举动；接着，尾随的执法人员突击搜查，把他们带回公安局处罚；那位记者，再把整个过程写成报道，对这些同性恋者的“丑态”作一番“鞭挞”。
读完那篇报道，我感觉恶心——不是对同性恋者恶心，而是对粗暴干涉同性恋者聚会的记者和执法人员恶心。同性恋者，他们的性取向在外人看来是古怪的，但无论多么古怪，他们毕竟没有伤害任何人。倒是他们自己的私下活动，受到了外人的滋扰，倒是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好事之徒的伤害。
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治安管理条理。就算是吧，那我们现在就不妨讨论一下，这样的治安管理条理是否合理。也有人说，同性恋者的举动，令大多数人感觉不安。就算是吧，那记者为什么还要钻进别人聚会的特定场所，把鼻子探到人家的嘴唇之间，将细节披露出来，让本来“眼不见为净”的读者难受呢？
读过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交易能够“无中生有”地增进彼此的幸福。我把多余的面包给你，你把多余的牛奶给我。这样，尽管牛奶面包都没有增加，但我们的幸福都增加了。这个道理很浅，但要贯彻到底并不容易。把这个道理贯彻到底，就会得到“没有受害人的违法”的视角。
在上面提到的故事里，警察把同性恋酒吧里的人都抓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是“违法者”。但，“受害人”在哪里呢？执法人员根据某些法律和条例，可以指出谁是“违法者”，却没有办法指出谁是“受害人”。
不是小题大做，这种“找不到受害人的违法”，是社会上常有的事情。
性交易，雇佣没有许可证件的外地劳工，同性恋者幽会，浏览色情网站，发放高利贷，把舶来品带入国境出售，这些做法往往都被视作违法，参与者都是“违法者”，但“受害人”是谁呢？这些没有受害人的违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违法者”双方自愿的交易。
最典型的例子是麻醉品问题。我们知道，在荷兰和瑞士等国家，买卖轻度麻醉品是合法的。很多学者，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都公开支持麻醉品合法化。（分别参见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弗里德曼文萃》和华夏出版社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最近英国严肃的政经杂志《经济学人》，也用封面文章高调呼吁麻醉品合法化。
他们走火入魔了吗？我们不妨听听他们的论证。第一，我们缺乏道德上的理由，去惩罚那些自杀的人。既然如此，对那些自愿用麻醉品进行慢性自杀的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止、甚至去惩罚他们呢？我们当然可以用言语来劝说，但我们没有权力阻止和惩罚他们。
第二，麻醉品合法化后，“自愿”食用麻醉品的人数，可能会上升，也可能会下降，但重要的是，“被迫”食用麻醉品的人数肯定会下降。要知道，现在很多瘾君子都是受害人，他们是因为上当受骗而上瘾的。在麻醉品非法的情况下，瘾君子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麻醉品，犯罪分子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动机，要诱骗别人上瘾，通过麻醉品控制别人的行为，盘剥别人的财富。当麻醉品非法时，只有社会上的恶棍才敢铤而走险去贩卖，并恶意地拖人下水；当它合法时，正当的商人也会去贩卖，但不会强加于人。
第三，由于麻醉品只能在地下买卖，所以品质得不到保证，瘾君子的身体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第四，管制之下，麻醉品的价格极高，这会诱使瘾君子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一旦放开管制，麻醉品的价格就会暴跌，原来靠贩卖麻醉品牟取暴利的黑社会分子，会一下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温床，而瘾君子从事其他犯罪活动的机会也会减少。
您不同意这些惊世骇俗的论证吗？不奇怪。先把它放一边，时不时拿出来想想好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从“自愿交易可以增进双方幸福”的原理出发，最终得到了“没有受害人的违法”的视角，这一思想历程，能令许多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人，永久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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