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双收费之争看反垄断重点

政府的“行政准入限制”，才是反垄断的重点。一个行业内，如果有政府准入限制，那么供应量的操控权就属于政府，而这个行业的全部“价值”，也就属于政府了。至于这个行业的主人——即行业的准入控制者——如何套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是的，他必然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套现，但不管他采用哪一种方式来套现，这个行业的价值都始终属于它。

从单双收费之争看反垄断重点

薛兆丰
《南风窗》2003年4月下

电信专家阚凯力教授，最近撰文支持移动话费降价，并反对实施单向收费。文章一出，引起哗然，因为民间以反电信垄断为由，主张移动电话实施单向收费的诉求，已经到了声势浩大的地步；阚教授竟然站出来反对，有点螳臂挡车的味道。

阚教授大致是对的。他的文章说理清楚，逻辑井然，据说有些长期主张实施单向收费的学者和官员，看完文章后就立即转舵了。回想几年来反垄断政策所走的弯路，我们都会同意，理论上的充分争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

必须意识到，在反垄断措施上，有四类问题，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任何反垄断措施，都可以归入这四类中的一类。而这四类反垄断措施中，只有一类是必定能够消灭垄断的，另外有两类是为垄断服务的，而最后一类不仅不能消灭垄断，而且还会进一步危害市场竞争。

四类反垄断措施：一是完全解除政府对行业准入的控制权，典型的问题是“企业何时可以自由经营电信业”；二是在政府的行政保护下，垄断企业如何化整为零、掩人耳目，典型的问题是“中国电信是不是要分成东南西北四家公司”；三是在政府的行政保护下，如何对垄断企业进行价格管制，典型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价格听证会制定合理的利润率”；四是如何通过立法，规管那些靠市场竞争把对手打败的成功企业，典型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反垄断法》来管制像微软公司那样的企业”。

准入是反垄断唯一关键

只有第一类问题，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准入限制”，才是反垄断的重点。一个行业内，如果有政府准入限制，那么供应量的操控权就属于政府，而这个行业的全部“价值”，也就属于政府了。直截地说，谁拥有皮鞋行业准入权，皮鞋业就是谁的；谁拥有铁路运输业准入权，铁路运输业就是谁的；谁拥有电信服务准入权，电信服务业就是谁的。

至于这个行业的主人——即行业的准入控制者——如何套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是的，他必然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套现，但不管他采用哪一种方式来套现，这个行业的价值都始终属于它。

现在，既然政府拥有电信服务业的准入权，那么电信服务业的价值就属于政府了。政府可以采用它喜欢的方式来套现，这些方式包括国营啦、股份制啦、承包制啦、拍卖经营牌照啦、价格管制啦，等等。对政府来说，有些方式效率比较高，能套取较多利润，有些效率比较低，套取的利润较少。但不管政府采用哪一种方式来套现，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政府掌握了这个行业的所有价值。

春运火车票是典型的例子。在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问题上，我一向主张充分涨价，从而消灭黄牛党现象。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是为政府的利益说话的。如果政府涨价不充分，那么部分本来该涨的票价，就会从国库流失，落入黄牛党和开后门的售票员私囊里。我为什么不替乘客说话呢？因为没有替乘客说话的余地。不管火车票是否涨价，只要政府垄断了铁路运输，那么乘客为乘车所必须付出的总代价是不变的。毫无疑问，要长远地使运输费用下降，办法只能是营运多元化，只能是放开运输行业的行政准入限制。反垄断要抓紧一点，且只要抓紧一点，就是要政府放弃行业的准入管制。

分拆无助于反垄断

第二类反垄断措施，是着手于垄断企业的分拆。曾几何时，很多经济学家和电信专家，热衷于讨论如何分拆电信、如何分拆民航，以便形成他们设想的“竞争局面”。他们判决一个行业是垄断还是竞争的标准，就是数数目，数企业的数目，数目够多就是竞争，数目太少就是垄断。

那时候，他们争论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削弱或取消政府对电信行业的“准入控制权”，而只是在帮政府这个垄断者出谋献策，看看原来的一本总帐，应该做成几本分帐才貌似“竞争局面”而已。显然，不管怎么做分帐，总帐还是政府的。

过去几年来，电信和民航的分拆，有的是按照地域来分的——你管这一块地盘，我管那一块地盘；有的是按照服务的种类划分的——你管固定电话，我管移动电话，他管数据服务。但所有这些反垄断措施，其实都与反垄断无关，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行业的准入限制。它们只是在尝试不同的经营策略，筹组不同的经营班子，为一家大垄断企业尽量攫取利润服务而已。——是的，垄断企业攫取的利润越大，消费者的得益也越大，但这个行业的垄断特征并没有改变。通过分拆来反垄断，重心错了。

利润管制使垄断合理化

第三类反垄断措施，是对垄断企业进行价格管制。传统的办法是利润率核算。先让垄断公司申报成本，然后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价格听证会”之类的仪式，在其申报的成本上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率，进而得出垄断服务或产品的价格。这种反垄断措施，缺点是它鼓励了垄断企业提高成本，优点则是它对公众有普遍而持久的说服力，能使垄断合理化。

在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呼吁“价格听证会要让经济学家参加”的经济学家，看到欢呼“价格听政会逐步走上正轨”的经济学家，看到主张“合理控制垄断企业利润率”的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完全误解了“成本”计算的方向。

事实是，只要行业准入不放开，只要企业在政府保护下做独门生意，那么这家企业的成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升到垄断价格的高位，具体的办法很多，可以增加原材料的成本，可以增加管理部门和中间环节，总之能做得似模似样；相反，只要行业准入放开，人人都可以进入竞争，那么这家企业的成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到竞争价格的低位，具体的办法也很多，看看那些力图减少成本的管理丛书就知道了。

最近热吵的“单双向收费”问题，实质也是利润管制的一种，只不过因为中国电信先前划分了地盘，按照固定和移动的业务特点，拆成了两个企业（其实都是垄断企业），而不是原来的一个，这样才产生了单双向收费的问题。

阚教授是对的——问题的核心是话费高低，而不是单双收取的方法。的确，在多家电信企业共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说接听电话的就不用付钱——难道接电话就不需要网络服务吗？如果有人说，出国坐飞机要钱可以，但回国坐飞机就不应收费，有谁会认同呢？是的，有些航空公司会卖双程票，你可以理解为回国坐飞机不用钱，但那毕竟是同一个航空公司所作的收费安排。

阚教授略嫌不够鲜明的地方，是他似乎在反对单向收费的同时，还积极地“主张”——而不是被动地“期望”——移动话费降价。潜意识中，阚教授还是把自己放在了电信公司经营者的位置，或是政府计划官员的位置，即试图回答上述第三类问题，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置身度外的市场竞争鼓吹者的位置，即直截关注第一类问题。

一个公司是否要降价，最终是靠市场的竞争压力来促成的。如果市场竞争压力来了，它会唯恐自己降价比对手慢了一秒钟。但在维持行政垄断保护的条件下，它却会想方设法抵制降价，甚至以降低服务质量、以放慢技术进步的办法，来变相抵制降价。那些方法防不胜防，外人永远无法了解和控制，而反垄断的斗争，若朝这个方向下去，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反垄断法》会危害市场竞争

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很高，但对反垄断的重点，有普遍而根深蒂固的误解。这种误解蔓延，便达成了制定《反垄断法》的共识。其实，只要知道反垄断重点，就会怀疑立法是否能解决问题。既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政府实施的行业准入限制，那么解除这种限制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立法呢？立法的结果，很可能是让政府原有的垄断合法化了，而其他通过市场竞争做大的企业，就要遇到麻烦。

活生生的例子是美国微软公司。因为美国有反垄断法，还有很多在竞争中被“杀下马来”的企业，还有一位跟微软特别过意不去的地方法官，微软公司被反垄断法官司纠缠了十几年。现在幸好有几位深谙市场经济的上诉法官，让微软幸免于难。但美国这种反面的经验，中国可免则免。

是的，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将对自由企业造成骚扰，我对此深深忧虑。让我引用一段以赞成市场经济闻名的经济学家盛洪的评论，来证明我并非杞人忧天吧。他曾说道：“如果我们认为微软具有垄断行为，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它了，当然应该是在反对过程中建立起中国的反垄断法，建立中国成熟的反垄断意识。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如果你放弃这样的权利，那么是你的事情，微软可以在那儿哈哈大笑（《南方周末》1999.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