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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的经济学原理

Posted on Saturday, October 1, 2011 at 1:13 am

扉页上是老人家85岁时的笔迹:“给兆丰:感谢你向独特的人群——中国人——传播经济分析原理;尽管它与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所学到的所有知识相比,只占微不足道的份量。”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22)

我理解的经济学原理

薛兆丰
2011年10月3日

这个秋天我在北大教《经济学原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教学大纲开门见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科。普适的经济学原理,不仅被用来分析包罗万有的社会现象,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课程向从未接触经济学的本科学生演示和传授这种分析技能。”

临开课那晚,翻出由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和艾伦(William R. Allen)所著、由阿尔钦12年前签名赠送的老课本《交易与生产:竞争、合作和控制(Exchange & Production: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 Control)》。扉页上是老人家85岁时的笔迹:“给兆丰:感谢你向独特的人群——中国人——传播经济分析原理;尽管它与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所学到的所有知识相比,只占微不足道的份量。”

阿尔钦1950年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为求索经济规律的事业,找到了坚实的理性基础;此后,他为“成本”、“租”、“产权”等主题所作的叙述,开辟了透过经济学理解世界的独特视野。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传授经济分析原理。阿尔钦的女儿告诉我,他当年还用磁带录音机来分析自己授课的效果。他的学生不仅有经济系学生和教师,还有大量的联邦法官,不仅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还增进了美国司法界对产权和企业行为的理解。

老人家送我《交易与生产》一书时,正在修订该书的新版,而我则在并行作中译。我有空闲就翻译,有问题就电邮,而他往往当天就回信。如此良辰美景,持续了两三年,译稿达数十万字。遗憾的是,老人家八年前起记忆力衰退,出版计划被迫搁置。今天他仍健在,记得往事,只是不再写书了。

今天我上教坛,临门一脚,应该怎样踢?我想过好一阵,还是从阿尔钦开始。在他看来,不论各人怀有何种愿望,人类只有直面种种约束、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竞争规则,才能存活和发展;而研究竞争规则的选择及其结果,就是经济学的目的。

显而易见,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人际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它们对应着三套规律:(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产业理论;和(4)宏观理论,而这就是通过经济学看社会万象的视角。

第一项约束是“东西不够”。人类如何选择竞争的规则,如何解决资源争用的冲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让同学们读法国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在1850年发表的名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人类一切活动都事关选择,而经济学者的特长,是去看见那些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代价,否则就无法合理地评估选择所引致的得与失。

接着是介绍斯密(Adam Smith)眼中的人性。许多人以为,斯密将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说他先写了《国富论》,后来又补充了《道德情操论》。其实,斯密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过了整整17年才出版《国富论》。在斯密看来,人人都有同情心,自我的感受永远是他猜想中的别人的感受的函数。无奈的是,同情心既走不远也靠不住,而人类无时不刻需要友侪的协助,所以只有依靠商业,才能使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随时得到帮助。

有了上述两点铺垫,就可以讨论阿尔钦的雄文了。先介绍“不确定性和生存进化”的框架,然后是解释不同的竞争规则会引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浪费,最后咬紧“成本”的定义,冷静地剖析“物质主义”、“环保措施”、“中间商的作用”、以及“义务兵制与志愿兵制”。

在详细讨论阿尔钦关于“产权”的论述后,我们引入科斯(Ronald Coase)的贡献。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权利必然存在冲突,而警句“每个人行使权利应以他人权利为限”却缺乏任何指导意义,只有科斯的洞见才为调和冲突指明了方向。不消说,需求定律和价格管制的理论分析,是这个一般化框架下的核心技术了。

第二项约束是“生命有限”。由于没有人是长生不老的,所以世事的不确定性就会深刻地影响人的行为,而由此产生的“不耐(impatience)”便成了“真实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的决定因素。这是说,较有耐心者用“现货”与较无耐心者的“期货”交换,其比价便决定了利率。这个机制,不仅影响了人们究竟是生产草房还是砖房、吃饭还是酿酒、种树还是砍树等决策,而且为货币银行体系和金融投资市场,打下了深刻而广阔的根基。

第三项约束是“人际依赖”。人不得不与他人为伍,而只要社会上超过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知情不告、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和互不信任等现象。于是乎,各种合约安排、组织结构和防范行为便应运而生。环顾我们的社会,法庭、警察、家庭、企业、学校、协会和政党,婚姻中涉及的钻戒、礼金、嫁妆,朋友之间的喝酒、聊天、讲粗话,企业主对员工往往具有较大的酌情控制权……种种现象,无一不是为了防范“人际依赖”的隐患而衍生出来的生存对策。

第四项约束是“需要协调”。三个人制砖,两个人砌墙,本来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一位砌墙的因为熟能生巧而提高了速度,五人的合作便出现了“失衡”,砌墙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或“失业”。要摸索出新的“和谐模式”,不论是让一位砌墙的人转业去帮助制砖,还是改造制砖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都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种种宏观经济理论试图刻画、解释和调节的,不外乎是这种因为需要协调而产生的困境。

在课程的每个环节,我们一以贯之地遵循“在约束条件下、通过平衡边际、来取得最大化”的思路;与此同时,“人权”、“道德”和“良心”等社会规范,也不再被视作开天辟地时“天赋”的内容,而将被理解为人际重复博弈后“人赋”的结果,而且它们也必将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变革而缓缓演化。

关于经济学对人类世界观的贡献,经济学家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经总结道:自斯密以后、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学成就,就是“建立了高度分权的抽象模型,其中没有人可以控制价格或其他重要的市场指标。”不论是谁,对这句话的理解越深,世界观的变化就越大,而这既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我授课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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