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结定价，何罪之有
不是说一定没有“勾结定价”的行为——企业间可能有勾结，也可能没勾结；可能好像有但其实没有，也可能好像没有但其实有——而是说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还企业以自由，让他们八仙过海地去觅价，把能促进交易（这对厂商和顾客都有利）的价位尽快找出来。
勾结定价，何罪之有
薛兆丰
《南风窗》2003年7月下
因为坚定支持市场经济，所以在过去五年里，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强烈呼吁中国不要步美国和欧洲的后尘，建立这样或那样的“反垄断法”。不是要邀功，而是要显示孤独，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站出来帮腔。
很遗憾，酝酿已久的《反垄断法》快要出台了，其核心参照了美国几个重要的反垄断法案。除了我过去谈得多的“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准入”的内容外，还包括了“勾结定价”的条文。关于“勾结定价”，必须同时从三个角度看。
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说，任何自愿达成的交易，都能使交易的双方都得益。每一方都自认为，自己“换来的”要比“付出的”更有价值，否则就不会成交。这是交易的基础，也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础。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许多人过几分钟就会把这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会振振有辞地说：“生活在这个时代，不使用电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正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所以才需要政府来监管像微软这样的垄断企业，否则就会对社会利益构成威胁。”
但价格理论的观点是：你并不是别无选择的。你大可以不用电脑。不管你花多大的价钱，只要是自愿的，只要没有人用枪逼你，那么你购买电脑的行为本身，就雄辩地表明：你认为电脑为你提供的服务，要比你花掉的钞票更有价值。
接着，是关于商业上的觅价行为（price-searching）。企业面对的是众多的顾客。这是“一对多”的关系模式。设想一下，即便是“一对一”的关系，只跟一个顾客，要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价格，也是不容易的。
在真实世界，厂商要在一个广阔的市场里，面对无数不知名的顾客，摸索出顾客群中大部分人能接受的价格，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难度之大，使得觅价的行为，几近变成了盲目的角逐。
厂商若能准确地把握商品的档次和价格，就生存下来；否则，在档次和价格的搭配上有闪失，就被淘汰。经济学家所画的什么供求曲线，一概是纸上谈兵，事后诸葛亮。竞争中的厂商，从没有这样的图纸。企业家以为自己靠的是分析和经验，不知道真正靠的还是运气。
再有就是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从工商管理部门的角度看，企业的边界是明确的，一家企业就是一家，两家就是两家。可是，以经济学的眼光，从行业的角度看企业，企业的边界就并不明显了。
可以是多个企业共同满足市场总需求，也可以是合并后的大企业单枪匹马为市场提供服务。一家企业做不完的生意，自然会转到另一家，这跟一个车间干不完的活，要给另一个车间来承担没有什么区别。
上述三个观点，即“交易使双方得益”、“觅价的盲目性”和“企业边界不明确”，加起来，再来考察《反垄断法》中所说的“勾结定价”行为，我们就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在各级价位上觅价的厂商，就好像一群在长长的海岸线上寻宝的儿童。他们可能分道扬镳，一个往东找，一个往西找；他们也可能不约而同在同一处找到了宝贝；他们还可能达成默契，手牵手去找。但怎样都无所谓，关键是宝贝已经藏好在某一地点了，只要有人找到就好了。
同样，只要有人成功觅价就好了。只有成功觅价，交易才能成功，消费者才能受益。合理的价格已经存在了，就像宝贝已经藏好了一样，关键只是它在哪里。至于是哪个企业找到了这个价格，或有没有哪几家企业联手寻找这个价格（即所谓的“勾结定价”），那对市场的供求关系是根本没有影响的。
不是说一定没有“勾结定价”的行为——企业间可能有勾结，也可能没勾结；可能好像有但其实没有，也可能好像没有但其实有——而是说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还企业以自由，让他们八仙过海地去觅价，把能促进交易（这对厂商和顾客都有利）的价位尽快找出来。
令人深深忧虑是：《反垄断法》把本来既无关痛痒、又极难考证的“勾结定价”行为规定为非法，必将引发大量根本不必要的司法纠纷。
确实有勾结行为的企业，要忙于毁尸灭迹；确实没有勾结行为的企业，会被人忙于栽赃陷害；法官（而不是顾客）成了企业生存的上帝，而提高行政影响力（而不是产品的性价比），会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这一切，都不是声称要维护市场竞争的人愿意看到的结局。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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