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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9, 2007 at 1:48 pm

“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2006年7月25日 星期二

上期文章的要点是:(1)基尼系数的计算角度有结构性缺陷;(2)许多隐性收入、福利、或灾难根本无法量化;(3)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4)即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基尼系数算出来,它本身缺乏清楚的现实含义,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未必不好;(5)许多人硬要从不知反映何物的基尼系数中推出“必须立即劫富济贫”的结论,这现象值得警惕。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上期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归根结蒂,收入不平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原因有多种,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公的。我们应该直接去反对不公,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不平。置不公于不顾,而去反对不平,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公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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