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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山:谬误与昏聩并存+李子旸:您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9, 2007 at 12:40 pm

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我想,薛兆丰努力写出这些文章,也正是针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希望大家能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结论。分歧也许不能立刻弥合,但讨论总是有益的。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自由竞争。

谬误与昏聩并存——评《经济学的争议》

刘正山
(刘正山先生是大学教师和财经编辑,他的个人网页为 http://yetsun.y365.com/

2003.1.9

日前,某出版社一位素昧平生的编辑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薛兆丰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出版了,希望我能写篇评论。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您有关薛的文章,觉得言之成理。可以使人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只有一方面的观点总是不好的。”这位编辑先生欢迎不同意见的胸襟与态度,我非常欣赏。

我在2002年2月份撰写的一篇文章(《走火入魔的薛兆丰》)中说过:“薛兆丰的文章,在语言风格上颇有新鲜感,论述方式上开门见山,用词形象且很有个性。这些方面,我很欣赏。”看了薛兆丰的《经济学的争议》,我还是坚持上述看法。此其一。其二,关于这本文集,薛兆丰说:“每篇与时事相关的文章,都编写了按语,介绍事情的原委;每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都补加了后记,叙述事情的发展或观点的转变;每个主题内,不仅有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观点,还有生动的说理。”同市面上其他相关文集相比较,这也是很大的进步,很值得有关学者或作者学习,我也很赞赏。其三,看了薛兆丰的文集,我想起了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评价《走火入魔的薛兆丰》时提出的看法:“其实薛兆丰的工作也有意义,至少让大家知道经济学上某些时髦和极端的观点。”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我也觉得有必要。

但是,就薛兆丰的观点而言,我觉得很有问题,大部分值得商榷,而且它很有可能误导读者,造成不良影响。众所周知,薛兆丰的成名作是关于微软垄断案与方兴东争论的文章,其后以批评汪丁丁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其他被认为有分量文章如《股价不可预测》、《真假IP电话》等等。但是,阅读薛的那些文章不难发现严重的谬误。有人说:“在薛兆丰的经济观里,精辟共谬误一色,洞见与昏聩共存。”我却认为,总体上而言,薛兆丰的文章是“谬误与昏聩并存”。这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薛兆丰的多数文章观点很有问题,要么错漏百出,要么偏执而极端的(其实也是“错”,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错”);二是其大多数文章毫无创见,更确切地讲是“copy”前人的观点。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1. 错漏百出的文章。如,薛兆丰在《失业不是浪费》中说:失业都是自愿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但这里不再赘述,仅举一例:国有企业因为严重亏损而不得不破产,工人被迫失业了,你能说他们是“自愿”的?全国那么多“下岗”工人,你去问问他们,有几个是“自愿”的?薛兆丰自己不是常常强调,如果观点同现实相矛盾则该观点一定是错的,但为何他自己还推出如此观点?

又如,关于火车票的价格问题,薛兆丰认为还“不够高”。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读者而言,这个观点较具迷惑性。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其问题所在(这里的讨论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他没有明白竞争的要义!完善的市场下的竞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厂商之间竞争、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竞争、消费者之间竞争。只有这三种竞争程度趋向较高水准,效率才是最高的。当前,我国的火车票问题,竞争只包括两个方面: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竞争、消费者之间竞争。而厂商是垄断的,所以其以垄断价格、低效率的服务,损害市场效率。

再如,在《真假IP电话》中,他在批判“那位专家”之前根本没有弄清楚人家的观点所针对的真实问题是什么。正如汪丁丁所说的:世界几乎永远比他那种“教科书学术”能够处理的问题要复杂。专家们目前关注的正是“不公平竞争”未来可能带来的垄断后果!

2. 偏执而极端的思想。如,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薛兆丰引用张五常的话说“连疯子跳楼都能解释”,薛兆丰“修正”后的经济学定义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我实在搞不明白,薛兆丰为何对经济学偏执到如此地步!“疯子跳楼”怎么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按照张五常和薛兆丰的逻辑,是否应该废弃心理学?不同的学科有其交叉之处,更有其各自的界限,不能因为其有交叉处而将甲学科的观点强加于乙学科。直观的例子是:经济学研究选举问题,但不能说经济学就可以解释或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另外,“可以”解释本来应该属于其他学科的东西不等于能够“完美”的解释这种现象。其实,一般的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都会强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问题,薛兆丰最崇拜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的导言就谈到了经济学的边界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研究偏好的形成;经济学同论理学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研究偏好的评价等等。当然,偏执的不仅仅是薛兆丰,还有盛洪,他于199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经济学是怎样挑战历史的?》的文章,该文当然地遭到了历史学家罗志田的质疑与抨击。

又如,薛兆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中引述的一些“战绩”无不以偏盖全,如“为什么濒临灭绝的总是野生动物,而不是牛、羊、狗?诺思认为,这与那些动物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不是私有财产有关。”产权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人类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进而,欲望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自然物包括野生动物的增长速度。所以,即便是将那些野生动物的产权私有了,也只能减缓其毁灭的速度,提高其利用的效率,但绝对不可能保证它们不灭亡!

再如,市场有没有失灵?这其实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以“中国经济学的保姆”自居的薛兆丰却偏偏要加以否认!即使在薛兆丰信奉的新制度经济学里,也没有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按照科斯定理的说法,只要交易费用不等于零,产权的制度安排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制度安排当然可以认为是市场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但政府在其中能不能起到选择或者纠偏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当要把这种制度安排落实到文字(也就是“法”)的时候,政府必须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无法自我实现帕累托最优。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入手,政府干预便能够导致帕累托改善,即能使社会中部分成员的福祉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原有利益。

3. “copy”观点还是“写”文章?薛兆丰的大多数文章毫无创见,尽管与国内教科书上的知识相比,很多观点是比较新的(国内的大多数教科书确实异常落后,更新慢,错漏多,且大多抓不住重点)。如《需求曲线必定向下》用的是张五常的观点,但他用错了,连张五常的失误一并copy下来(我在《天下有没有“吉芬商品”?》中有分析,见《国际金融报》2002年8月16日);《通货膨胀与失业》用的是弗里德曼的观点;《股价不可预测》用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几位学者的观点。当然,进一步追溯的话,它是由爱因斯坦在《量子论》中提出的,该原理指出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知道某一“粒子”的特性,因此亦无法测知其动向;《国际贸易中的胡说》实际上是批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这个观点早就被批驳过了。薛兆丰的观点同国内的教科书中的观点没有区别,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求学时所用的《国际贸易》教科书;《最低工资法不可取》用的是施蒂格勒的观点(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中国股市的作用》认为,“投资和投机在行为上是没有分别的”,其实,经济学上早就这么认为了。而且,薛兆丰最崇拜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钦在1968年也说过:在观察上我们不能将“投资”与“投机”分开……。记不清看了《经济学的争议》多少篇文章,只觉得了无新意,越来越乏味,我实在没有兴趣卒读了。虽然说,对于一个经济学知识极其贫乏的国度来讲,发表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的文章也有重要意义,至少能够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前面,我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你可以不必创造新观点,但是你最好用那些相对正确的观点来分析、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一味地为了求“新”或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违背原则的故做惊人之语。如果仅仅是为了介绍这些“新知识”(“新观点”),或者就想吸引媒体和读者的“眼球”,那么,薛兆丰在有关媒体上开设的“专栏”,建议更名为“xx讲座”;《经济学的争议》也最好更名为“极端经济学讲座”或“以偏概全经济学讲座”。

  

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李子旸给刘正山的回复

(李子旸先生是《经济学的争议》的策划,他的电子邮箱是:giobbe@263.net

2003.1.12

刘正山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挤出时间写出了书评。原来我以为您没有时间,因此没有抱很大的希望能看到您的书评,尽管我十分需要不同意见。

我仔细读了您的书评。我同意您所指出的薛兆丰的观点没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但除此以外,坦率地说,我不同意您其他的观点。

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不同意薛的观点,我也不会做他的书的策划编辑。在这里,我想和您交换一下意见。

1.关于失业的“自愿”问题,我认为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自愿和高兴。当我们说一个人“自愿”地做出选择时,只是说他在选择时没有受到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而并不是说他“高兴”地做出选择。“自愿”的范围大于“高兴”。一个人出售一种商品,原来可以卖一件赚1万元,他很高兴。后来竞争变得激烈,卖一件只能赚100元,衡量得失后,他仍在继续出售。这两种情况都是“自愿”,但前一种“高兴”,后一种可能不“高兴”,但仍是“自愿”。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因素存在,人们的选择就是“自愿”的。而且,对这种“强制”不能做过于宽泛的理解,必须仅仅限于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由于市场竞争等客观因素导致的选择不能被称为强制下的选择。比如,没有一家彩电厂商“高兴”降价,但他们的降价行为是“自愿”的。而机票不能打折就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因为如果被发现就要受到制裁,而制裁是以暴力为后盾的。

也许失业者从原工作位置离开是被迫的,但社会上确实存在许多需要人去干的工作,谁用暴力阻止他们再就业呢?没有人。使他们继续失业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认为那些工作太累、收入太低、不合算,不愿意去干。即使他们的考虑是合理的,这也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客观因素(进城农民的存在使那些工作“太累、收入太低”),这不是强制,因为没有任何暴力因素。因此,对于失业,尽管他们很不“高兴”,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是“自愿”的。

2.关于火车票的问题,我认为和垄断无关。垄断可以终结自由竞争,但垄断也要受制于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承认价值规律,就无法否认薛的观点。由于价值规律的存在,实际上火车票的价格已经涨上去了,只不过涨出的部分没有被铁路系统得到。一部分被票贩子得到了;一部分化解为排队、走后门等形式无谓耗散了。火车票涨价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涨价,而是把火车票已存在的价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这只能有利于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而不利于利用火车票徇私枉法的人。

3.关于真假IP电话问题。薛是否对准了那位专家,这并不重要,薛在文中的观点是否正确才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电信的垄断基础也不是其在市场上实行了更强有力的竞争手段,而在于国家的行业准入政策。所以,薛指出:反垄断只要一招——废止行业准入政策。

4.关于经济学的定义。薛声称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他学科可以废止了。因为薛没有说经济学是“惟一解释人类行为的学问”,况且,许多其他学科本来就不是为了解释人类行为的。它们可能是用来解释人类心理的,解释人类文化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确实存在对其他学科的“入侵”,但这只能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好像没有什么使人不安的地方。

5.野生动物如果私有化当然就不会灭绝了。正因为人们寻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人们才要尽可能保存扩展这些属于自己的动物,这样才是利益最大化。当然,会边保存边利用。但绝对不会是光利用不保存。动物灭绝了就没法利益最大化了,就血本无归了。那种情况只会发生在针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比如对属于自己管理的国有产业。野生动物的所有者会比任何动物保护主义者都更有爱心。想想农民是多么爱自己的牛。

6.关于市场失灵问题。薛的意见不是否认您认为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但他指出,那不是什么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缺失”。至于缺失的原因,可能是交易费用过高,可能是政策使产权不能明晰,等等。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想让人们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是尽可能地建立起市场。如果是“市场失灵”,当然结论就不是尽可能建立起市场了,而是尽可能反市场了。进一步说,市场和政府也不是硬币的两面,市场不存在,政府就一定要出场。对某些问题来说,也许市场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但政府进入则只会更糟。仅仅指出无法建立市场,并不能自动得出政府应该进入的结论,这里还缺一个逻辑链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证明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往往看不到这种研究,而直接看到对政府进入的呼吁。人们好像不习惯怀疑政府。

至于薛的观点是否偏激,这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即使偏激也没有理由不坚持。顾准的观点在当时人看来何止偏激,简直是不可理喻。哈耶克、弗里德曼都曾被人指责为偏激和片面。但历史却证明了,指责他们的人如果早接受这种偏激,人类社会可能少走许多弯路。

不管是否同意,我还是要感谢您抽出时间写了这篇书评。您的观点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我想,薛兆丰努力写出这些文章,也正是针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希望大家能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结论。分歧也许不能立刻弥合,但讨论总是有益的。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需要自由竞争。

谢谢!

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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