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利率影响文化品味
无论是读者还是设计师，在文化的鉴赏力上都缺乏充分投资，对文艺产品的长远价值也缺乏信心，所以整个文化市场充斥的，仍然是稍纵即逝的讨巧，而不是久经考验的推敲。文化品味的转变，取决于纯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几代人的长治久安。
纯利率影响文化品味
薛兆丰
2004年1月1日
遇上元旦假期，重读弗里德曼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儿》（Two Lucky People）关于中国的部分。其中一个情节，令人掷卷而叹。
据说，一位到芝加哥大学跟弗里德曼念博士的中国学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送过弗里德曼两幅画。先是一幅古代中国画，后是一幅现代中国画。弗里德曼写道：“我们把两幅画都悬挂在公寓的墙上：古代中国画，精致、含蓄，是真美的作品；现代中国画，明亮、鲜艳，是不同的一类。”
我当然没有见过那两幅画，但明白弗里德曼在说什么，心里赞同他。不是我“照单全收”弗里德曼的艺术观点，我只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我对绘画有先入为主的偏好，而是因为，艺术家的品味，在朝不保夕的年代，与在长治久安的年代相比，一般大有区别。孰优孰劣，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自己珍视后者。
大家未必知道，经济学不直接谈论“品味”，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经济学者如果拿品味变化来解释人的行为，就永远只有一句空话，没有验证余地。为什么有人喜欢读书？你说因为喜欢。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音乐？你说因为不喜欢。这样说了等于没说。
经济学者不谈无踪无影的“品味”，而是借助各种可以观测的“投资”，来解释各种“瘾”。比如，接受音乐熏陶的时间，就是对音乐享受所作的投资。接受熏陶的时间越长，对音乐理解力的投资就越大，听音乐所带来的享受就越大。听古典音乐与听流行音乐的享受不同，前者需要听者作更大的投资，才能产生更大的愉悦。
读书“瘾”也是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喜欢读书。得先在“阅读理解力”上作投资。要识字、要懂文法、要自己写过、要学过天文地理，懂得人情世故，要读得多，享受才能油然而生。有些人酷爱读书，要读书才够过瘾，而有些人则只看杂志，有些人看报纸就满足了，有些人只能看懂漫画，有些人就只看电视。对“阅读理解力”的投资不同，追求享受的方式就不同。
话说回来。品味既然与投资有关，就必然受利率的影响。我说的利率，不是搭上了货币因素的名义利率，而是体现全社会“急不可耐”程度的纯利率。纯利率无所不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
在纯利率高的地区，人们即时行乐，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们宁愿马上就业，不愿继续深造；他们把抽烟看得比箍牙重要，大吃大喝比锻炼身体重要；他们没有陈酿美酒，不用石头砌房；他们把文物古董倒卖到利率低的地区，换来可以即时消费的金钱。
在文化艺术上，居高的纯利率，令文艺市场的品味变得低俗，令人们追求哗众取宠的效果，而不是谦和内秀的品质，因为要欣赏谦和内秀的作品，得付出悠长的时间和大量智力投资，对“急不可耐”的人来说，这么做显然不合算。
我藏有一些英文旧书，是学术上的经典，上个世纪初的版本，虽然旧了黄了，但装订依然扎实，纸质依然柔韧，版式依然落落大方。翻弄这样的书，使人感受到制作者对长远未来的自信——自信好书始终有人懂得欣赏。
我自己的文集就不同了。曾经遇到一位据说是颇有名气的设计师，他非要以吸引眼球为重，不是把书的尺寸做得格外古怪，就是要在封面上使用拼音，硬说没有英文字母点缀，汉字就无法摆得顺眼。我却认为，我的读者不是既懂拼音又不懂汉字的小学生，拼音再好看，也绝对不能用。僵持不下，双方都乐意毁约。
跟香港从事出版的朋友谈起，大家都疑惑不解。要知道，中国当今的印刷技术不差，而深圳更是名列世界前茅的印刷基地，格调再高的图书，都可以在深圳制作。不过，那些精品，多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设计师为什么不愿意多花一点心思？
我现在的答案是：因为国内的纯利率还是居高不下，所以只有急功近利才是合理的选择。无论是读者还是设计师，在文化的鉴赏力上都缺乏充分投资，对文艺产品的长远价值也缺乏信心，所以整个文化市场充斥的，仍然是稍纵即逝的讨巧，而不是久经考验的推敲。文化品味的转变，取决于纯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几代人的长治久安。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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