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成功人士开工厂，办商店，雇工人，搞发明，投机套利，承担风险，传递信息……他们并没有亏欠社会；相反，他们已经对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商学院的同学不妨依然打着“回报社会”的旗号去做生意。经济学只是说，当你向别人宣传时，自己别当真。
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薛兆丰
2003年12月5日
昨天拜读张军教授文章《企业家为什么挣钱》。观点有趣，但我不同意。联想到国内最近兴起的什么“仇富心态”，觉得问题重要，值得商榷一下。
首先，张教授根据他“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史的观察”，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即“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不是因为追求金钱而创办自己的企业的。几乎没有因为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而能成功地做大做强自己企业的例子。”
我认为，企业家究竟是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而创办企业，外人是永远无法“观察”的。别人的动机，天晓得！经济学者能观察到的，永远是、且只是两点：一，企业家必须造福他人，造福他人才能挣钱，二，企业家必须挣钱，挣钱才能生存。
斯密的名句：“我们希望吃到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就说我吧。我是为了钱，才在这里写专栏的。不是说没钱就不写，而是说没钱就通常不写。但我从来没有跑到主编那里，诉说我是多么需要钱。现在凌晨三点，窗外漫天大雪，我字斟句酌，孤灯夜战，可不是要用文字打动主编的善心，而是要用文字满足读者的需要。
与张教授的第一点差别，是我不以为“有人可以想赚钱就赚钱”。别人的钱不容易赚。别人不是傻瓜。微软为什么赚那么多钱？有人答“垄断企业很贪婪”；怎样让穷人改善生活？有人答“可以实施最低工资法”；火车票为什么那么贵？有人答“因为有黄牛党”……而我认为，这些假设用户、雇主、乘客是傻瓜的说法，称不上是经济分析。
与张军教授的第二点差别，是我认为不想赚钱的企业是活不长的。有些机构叫做“非盈利机构”，但那只是一种机构注册形式而已，并不是说它们不需要钱。不论哪种非盈利机构，学校、医院、社团，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为实现理想去办企业，很常见；但这个企业能生存下来，就不是因为有理想、而是因为有钱赚了。
张军教授批评国内有许多企业“不通过发明或者创新活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反，他们更热衷于……投机活动。”而我认为，商业投机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比发明创造低。事实上，要是没有商业投机活动，就不可能有价格信息和生产动机，那么就算制造铅笔的技术全部为人掌握，也不可能生产出半支铅笔。
更何况，在一个连学者教授都成群结队、抛头露面支持盗版的社会，凭什么去责备国内的商人不从事发明创造呢？可知道，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包含成千上万项的专利保护；一个程序员的年薪，是数以十万美元计；在欧美打一场知识产权的官司，动辄开销百万美元。
张教授说成功企业往往拥有许多发明创造，这是事实；但他说企业家搞发明创造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老外的发明创造，究竟是用多重的金子堆成的，究竟是靠多厚的法典保护的，倒是出过国门的人应该努力传播的真相。
据张军教授在文章中介绍：“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是商业（企业）伦理学。这里的教授们要讲述历史的故事，告诉这些富有的‘学生’，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企业家如何出色地服务和回报社会与社区。”
看来，商学院的训练与经济学院的训练，是有很大差别的。学经济的朋友，往往会读弗里德曼的《企业的社会道德》。弗里德曼说，企业家是股东的代理人，所以必须尽忠职守，不负委托，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尽量为股东赚钱。企业家无权拿股东的钱去回报社会，否则就是盗窃。
而我老师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更指出：成功人士可以不再回报社会。成功人士开工厂，办商店，雇工人，搞发明，投机套利，承担风险，传递信息……他们并没有亏欠社会；相反，他们已经对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商学院的同学不妨依然打着“回报社会”的旗号去做生意。经济学只是说，当你向别人宣传时，自己别当真。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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