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谁埋单
无论是初级教育资源不足，还是高等教育文凭滥发，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民办教育、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例如，教育券的制度，可以提高初级教育的效率，减少地区间教学设施的差距；而只有取消高教部门垄断文凭发放权，让民办高等教育为其自身品牌而竞争，才能遏制滥发文凭的趋势，提高文凭的标签质量。
中国教育谁埋单
薛兆丰
2006年5月9日
教育有双重功能。一是让学生读书识字，即“传道授业（teaching）”的功能；二是将学生分出高下，即“论资排辈(screening)”的功能。
每当讨论“教育问题”，我们都要有意识地确定，究竟我们在谈前一种功能，还是后一种功能，否则就容易陷入混乱。
要说明的是，教育的这两个功能——“传道授业”和“论资排辈”——始终是密切相关的，不能象水和油那样截然分开。但显然，在不同教育阶段，它们的比重不同。从幼儿园到初中，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道授业”；从高中到研究院，教育的主要功能则是“论资排辈”。
一般地，人们在日常工作中运用的知识和技能，大部分是在初中以前学到和练成的；高中以后所学的知识，工作中用到的较少；而研究生的课程，就更是如此。我自己的体会是，高中时学的三角函数从未用过，而在研究院修过的18门高级课程和读过的几百篇专业论文，假如不去教书，用得上的内容将不及百分之十。
那么，高中以后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的周期，又为什么会越拖越长？高中以后的教育往往是为了提供一场又一场的智力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互相攀比，从而拉出体力、智力和性格上的差异，以便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们甄别和选购。平均而言，谁在这样的拉力赛中提前出局，谁就在“论资排辈”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下风，谁的终身收入就逊人一等。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程度越高，即国民受教育的平均时间越长，其生产力水平就越高。然而，这观点有两个问题。
首先，可能是生产力增加和人均收入提高，才导致国民的受教育时间拉长，而不反过来。许多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最先经历的是体制改革，接着是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最后才是教育时间的延长。事实上，这并非坏事。若教育真的必须比经济先行，那么许多落后国家，就至少得等上几代人，才有可能享受经济的起飞。幸好，事实并非如此。
其次，国民人均受教育程度，未必与其生产力水平成正比。例如，在德国和日本，要取得博士学位相当艰难；而在中国，硕士和博士的年产量是世界之冠。显而易见，这只能说明德国和日本的高中以后“论资排辈”的人才拉力赛赛程较短，而绝不表示其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质量比中国落后。
在今天的中国，对教育问题可谓怨声载道。以“教育的双重功能”角度看，这是因为中国教育体制出现了双重问题。首先，在“传道授业”的功能上，初级教育的资源非常贫乏。中央答应请客，说提供免费教育；但地方资金匮乏，实在没办法买单。结果，民间不得不再掏钱兴办教育，家长不得不再掏钱购买教育。
另一方面，在“论资排辈”的功能上，教育部门为了充分攫取其颁发文凭的垄断利润，在听任初级教育资源匮乏的同时，又十分热衷于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以致近年来的研究生人数翻了几倍，令中国瞬间成为研究生的出产大国。国内研究生文凭多到了泛滥的地步。这是说，教育的“论资排辈”功能也被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捣毁了。
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政府垄断教育造成的。无论是初级教育资源不足，还是高等教育文凭滥发，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民办教育、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例如，教育券的制度，可以提高初级教育的效率，减少地区间教学设施的差距；而只有取消高教部门垄断文凭发放权，让民办高等教育为其自身品牌而竞争，才能遏制滥发文凭的趋势，提高文凭的标签质量。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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