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改革到学券制
教育的问题太复杂，复杂得跟菜式的问题不相上下，靠辩论来求同是无济于事的。经验告诉我们，遇到这类问题，十拿九稳的解决之道是交给市场——只要教育的市场机制建立起来，只要让学生（食客）而不是学校（餐厅）掌握选择权，那还有什么要争的呢？
从高考改革到学券制
薛兆丰
2001年11月26日
昨天听了一场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演讲。顾教授言辞生动，观点鲜明，他的演讲博得我身边一些同学的共鸣。虽然我也夹杂一些批评，挑剔他的推理，但他们都说，不要吹毛求疵，听他的结论就已经很过瘾了。看着他们雀跃的眼神，就知道高考的确把中国无数青年害苦了。
顾教授主张更改高考的时间，因为7月初已经是烈日炎炎，要同学们在酷暑下参加一连3天的紧张考试，是不必要的折磨。他建议将考试时间提前到4月份，考完就放五一假期；他同时主张减少考试场数，将不同科目混在同一份试卷里考完，好像美国的GRE一样。这些观点我都赞同。
另外，顾教授又认为现在考试的内容太难，考得太难没有必要。他虽然反对按总分来择优录取学生，认为单科成绩拔尖的同学，应该得到格外的青睐，但他反对给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背景的同学“加分”的做法，认为这有违“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认为大学是学文化的地方，有运动技能或表演才华的同学，不应该得到优待，而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同学，则更没理由走后门入学。
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首先，现在的高考实在很难，内容十分刁钻。前年我特意做了一份语文高考试题，成绩是不及格。但是考试题目的难易，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求学生懂得其中的内容，而是要把应试学生“拉”出一个间隔分明的队列，好让录取当局挑选学生。太容易的题目，“拉”不出距离；太难的题目，也“拉”不出距离。衡量一份试题的成败，在于它能否把学生拉得均匀。
第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恰恰是考试内容过于艰深刁钻的原因之一。刚才说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考试当局为了把学生拉开距离，试题就不得不逐步加大难度，以便始终达到甄别学生的目的。不过，录取者如果有更大的酌情权，可以更加倚重分数以外的条件来录取学生，那么题目就可能不会那么难，而学生就会受到这个新的录取规则的鼓励，平时减少“钻牛角尖”，而参与更多有益的文娱活动，并标榜自己分数以外的潜质了。
前一段时间，上海某名牌大学因为爆出考生凭条子入学的事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大家似乎都认为，为学生递条子说情，是肯定不对的。但在美国正相反，这是必须的做法，每个学生都要有两三张条子（推荐信）。学校录取学生时，对这些条子是非常重视的。很多名牌大学也注重亲戚关系。如果你父亲毕业于哈佛，或如顾教授说的，你的父亲是孙中山（布什更好），那么考入哈佛的机会就真会大增的。
问题的关键，是顾教授对大学的功能理解太片面了——大学可不仅仅是学文化的地方。大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严肃地写过，大学的功能之一是谈恋爱；而对于那些哈佛大学生来说，参加聚会和结识朋友，是读大学的重要目的。
另外有人言之成理地认为，大学的功能是为将来的雇主提供筛选机制，把有耐心、聪明、善于学习的人筛选出来。读大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读过大学。对雇主来说，你曾经读过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熬过各种考试混到毕业。能毕业就证明你是可造之材。
这些观点对不对，大家慢慢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筛选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机制，也应该各师各法，五花八门。所以，教育部是没有能力管那么多事情的——不要说操办，就是监督也不可能。
我认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彻底下放教育部门的控制权，让大学按照企业或民营组织的模式运作。到时候，全才也行，偏才也行；条子也行，分数也行；电影明星也行，要得到奖学金才读书的穷孩子也行；钻书堆也行，成天聚会练习社交也行。怎么都行，但毕业生将来如果没有市场价值，那办学者就得在教育的市场上破产。
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学各出奇谋办学时，政府用来资助教育的补贴（如果有这样的补贴的话），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发放呢？答案是：应该让学生的脚来决定。这就是著名的学券制（voucher system）：把学券交给学生，让他们按自己的条件和标准挑选学校，并把学券付给学校，冲抵部分的学费。学校凭收到的学券，向政府支取补贴。这样，政府补贴学生的目的达到了，而教育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受到损害。
教育的问题太复杂，复杂得跟菜式的问题不相上下，靠辩论来求同是无济于事的。经验告诉我们，遇到这类问题，十拿九稳的解决之道是交给市场——只要教育的市场机制建立起来，只要让学生（食客）而不是学校（餐厅）掌握选择权，那还有什么要争的呢？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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