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应该商业化
自从“拨乱反正”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呼声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只要还能够听到类似的呼声，就反过来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国策，是开动宣传工具来提升科教的地位，还是通过财政拨款推动科教发展，还是干脆将科教活动商业化？这三者的效果是有天渊之别的。
科教应该商业化
薛兆丰
1999年3月26日
自从“拨乱反正”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呼声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只要还能够听到类似的呼声，就反过来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国策，是开动宣传工具来提升科教的地位，还是通过财政拨款推动科教发展，还是干脆将科教活动商业化？这三者的效果是有天渊之别的。
过去，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民风淳朴，传播媒体单一，争当“科教英雄”要放弃的物质享受较少，也就是成本较低。因为争取荣誉的途径少，“不怕牺牲”几乎是惟一之道，所以，表扬和宣传给科教行业带来的荣誉收益，确实能吸引部分胸怀大志的人留在这个行业，并偶尔吸引少量的物质捐助。
然而，今天的社会已经大不一样，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大拉开。才华横溢的人若要争取“英雄”的荣名，就要放弃很多东西，而获取荣誉的其他“成功”之道所在皆是。人们从传媒那里更多地接受的，不是乡村女教师的牺牲精神，而是各行各业成功人士的生活指标。也就是说，靠“不怕牺牲”带来的名气，其收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不是新时代的常人有别于过去的，而是做新时代的“英雄”划不来。“英雄”于是减少了，减少到与其他出名之道的收益相等的程度。不要过分寄望于个别的英雄事迹，我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渲染英雄人物的艰苦历程，反而会令大多数新时代的常人对科教事业望而却步。单靠宣传，是无法吸引和挽留科教人才的。
增加科教的财政拨款，也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增强科教自身的实力，还有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浪费现象。对科教事业给予财政拨款，当然是出于政府对科教事业的重视和支持。然而，科教事业从接受财政拨款的第一天起，就为自身的发展设置了一个障碍，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体制将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导的。
当经济学家用他们分析汽车生产的手法来分析科教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科教有别于所有其他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技术员，所以不能插嘴谈科教事业。
但他们却说不出汽车生产与科教事业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科教行业里不存在资源稀缺？难道不存在伪劣产品？难道不存在人才外流？难道不存在懒散冗员？难道不存在欺骗和舞弊？难道不存在竞争与变革？难道可以避开甄别质量和利益分配的难题？
科教行业的兴衰，当然在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如果全靠拨款来资助科教，那么拨款过少，分配标准苛刻，就会使科教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反过来，如果拨款充裕，分配标准宽松，那么行业内就会产生懒散冗员，充斥空洞浮夸的论文，以及滥竽充数的教师。
资源总是有限的。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汽车厂商不会生产过分安全的汽车，时速只有10公里的装甲车不是大众需要的；同样，由于资源有限，科教也无法供养过多的文学鉴赏家和数论数学家。经济学上寻求约束条件下最佳效益的思想，没有理由不能应用在科教事业上。
世界上只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人们在不断尝试中达到最佳的效益，那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只有理直气壮地提出科教应该商业化的口号，才能给科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市场会最及时地将消息，即市场需要多少怎样的人才和科研产品，传到最需要收到消息的人那里。市场也会给那些在科教事业上作出贡献的人应得的奖励。
如果你对一个熟练的木工在市场中有可观的收入不感到惊奇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对有创意的科技人才或是好教师在市场中的前途感到担忧。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被埋没的机会要大得多。
工业，重要；农业，重要；卫生，重要；科学，重要；教育，重要……但我们不必要分别一一枚举，因为那样不仅让人担心你没有提到的就不够重要，更让人质疑为什么你提到的就特别重要。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科教，一概应该商业化，只有市场才知道他们有多重要。
市场连一棵草的价值也不会低估，何况是科教呢？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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