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长远而言，这些债券则靠政府削减开支、激励私营经济从而保持财政盈余来偿还。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养老金的私营代理在法律的监督下自由竞争，从而提高资金回报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选择生活方式和投资方式的自由，改变“人人皆用别人钱”的现象，让长者不仅富足，而且体面地度过晚年。
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薛兆丰
1999年2月4日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府从就业者的薪俸中抽取一定的金额，放到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以资助退休人士，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素质。
然而，这套实施了60多年的制度，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府项目一样，也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的忧患。它的问题主要出在四个方面：
一、随着医学进步和出生率下降，“供养比率”直线下降。1950年，平均每16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到1997年，每3.3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预计到2025年，这个“供养比率”将进一步下降到2∶1。
二、“大锅饭”总是不够吃的。领取福利的人难免得寸进尺，而政府为了提高民望，也往往乐善好施，结果导致政府在退休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与日俱增，难以为继。
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比例直线攀升。60多年前实施这套制度时，政府平均只抽取就业者工资的2%，到现在已上升到12.4%，而这并不包括其他的税项。
四、众所周知，政府理财的效率，远远不及私人。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强行扣除了养老金，人们就自然安于依赖政府的照顾。及时行乐，高枕无忧，是多数人理所当然的对策。随着私人储蓄减少、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减退，难以估量的潜在经济效益，也随之被埋没了。
为了将这个制度支撑下去，过去不外乎采用两个办法：要么是增加就业者的税收，要么是减少退休人士的福利，包括减少退休金和提高退休年限。
但这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增加税收就是增加就业者的负担。假如将克林顿建议的庞大医疗保障开支计算在内，就业者就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削减退休人士的福利，在政治上的阻力也很大，因为哪个政党开罪了日益壮大的退休阶层，哪个政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为此，克林顿总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最近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将过去投入到政府债券上的社会保障基金，转移一部分投放到回报率更高的股票市场，以便缓解政府支付养老金的压力。
但是，这个建议马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跟投资于中性的政府债券不同，政府进入股票市场炒作，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比如，政府不应一边控诉微软公司垄断，一边又充当微软公司的股东；也不应一边钳制烟草公司，一边又指望它盈利。
公开反对的人群中，包括了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将这套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多年来，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传媒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具体的过渡方案。这些方案的核心，是刚就业的年轻人不再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同时允许已经开始供款的就业者自愿选择离开社会保障计划。他们不必等到退休，就可以随时提前取回曾经缴纳的供款，而政府先以无息债券的形式支付。长远而言，这些债券则靠政府削减开支、激励私营经济从而保持财政盈余来偿还。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养老金的私营代理在法律的监督下自由竞争，从而提高资金回报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选择生活方式和投资方式的自由，改变“人人皆用别人钱”的现象，让长者不仅富足，而且体面地度过晚年。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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