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胜负
有感于此，哈耶克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的自由主义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这个学会最早的核心会员，不仅有他的老师米塞斯，还有他的老朋友哲学家波普尔，当然，奈特（Frank Knight）、米尔顿·弗里德曼、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布坎南也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可谓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市场经济的胜负
薛兆丰
1999年12月24日
半个多世纪前，二战结束，百废待兴，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北欧福利主义经济模式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经济模式，正大行其道。以亚当·斯密为源头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式自由主义，因为与这些时髦的学说格格不入，正经历令人失落的低潮。
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不被采用，坚信这些理念的人也自然受到排斥。大声疾呼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米塞斯（L. von Mises），被视为过时理论顽冥不化的魔鬼辩护士，在美国连一份教职都找不到；他的学生哈耶克，因为力争计划经济的大规模“社会计算”不可能实现，受到了学术界的奚落。每一个赞成甚至仅仅是同情传统自由主义的学者，在他们所在的院校，都有被排挤的感觉。
有感于此，哈耶克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的自由主义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这个学会最早的核心会员，不仅有他的老师米塞斯，还有他的老朋友哲学家波普尔，当然，奈特（Frank Knight）、米尔顿·弗里德曼、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布坎南也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可谓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今天，这个学会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几千人。参与第一届会议的元老，在世的仅剩下弗里德曼一个人了。在周年纪念会上，他老人家回顾说：“世界已经改变，学会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学会本来可以结束。不过，尽管经济自由主义者已经不受排挤，社会普遍在口头上和宣传上赞成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但是现实并没有跟上思想的进步，违反自由经济原则的做法仍然俯拾皆是。”
那么，经济自由主义到底主张什么？一句话，就是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力度，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
总结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倡导明晰界定和保障财产权利，认为有恒产，始有恒心；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潜在的大敌，因为垄断了发钞权的政府，往往难以抑制通过发钞来征敛财富的冲动；反对财政赤字并主张减税，因为政府比不上私人精明；反对创造就业政策，因为强行设置的工作岗位会造成社会更大的浪费；反对产业扶持政策，因为政府无法确定什么是值得扶持的行业和企业，真正值得扶持的，恰恰是那些无须扶持就能健康发展的产业。
他们还反对价格管制，只有让价格充分自由地浮动，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反对贸易保护，分工和贸易不仅对富国有利，对穷国也一样有利；反对用民主投票方式代替钞票投票的方式，选票不能反映选择的代价，民主选举只是避免交易费用过高的权宜之计，实施过多的民主投票，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社会损失。这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成立。
展望新的世纪，大师弗里德曼认为，我们赢得了舆论，却输掉了现实。恐怕太悲观了。舆论上的赢输，我看还会跟随潮流而转变；但现实中，不战而胜的，必定只有符合经济规律的体制——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也不是因为对手的省悟，而是因为别的行不通！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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