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楼价下来
香港楼房价格高，既不是她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她成功的标志，而是她成功的障碍。过去，港英政府长期紧缩土地供应，靠高昂的地价向市民抽取了高额的间接税，拖慢了香港发展的步伐。今天，香港假如能够坚持大量供应土地的方针，放手让楼价走下坡，就必定能从根本上缓解房屋的短缺，还香港更强的生命力。
让楼价下来
薛兆丰
1998年7月19日《财经周刊》
香港政府每年卖地少，土地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香港奉行自由经济，跑去求财的人多，此消彼长，致使楼价名列世界前茅。就在几个月前，香港还因楼价飙升而怨声载道。一家电视台采访某小餐馆，这个餐馆每月的铺租12万，而食物成本和其他杂项只是2万左右，这就是说，顾客的一顿饭钱中，有80%以上是用来买座位的。
不过，为了降低居住的成本，就用行政命令来打压楼价，那是错误的做法。假如政府限制房地产商的利润，楼房的供应速度就会放缓；假如政府惩罚转手牟利的炒家，房屋的空置率就会上升；如果政府设定房租的上限，那些已经入住的租客固然捞到好处，但对于后来的人，则会有价无市，房屋将更加短缺。二战刚结束后的纽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可幸的是，香港政府采取了“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这是“治本”的好办法。如果土地稳步增加，楼价就必定下降。人们的居住费用减少后，就会将剩余的金钱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或消费，生活将因此变得更多姿彩。不幸的是，这项“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公布不到几个月，香港就遭受全球金融波动的综合影响，楼价急挫。这时，社会舆论竟一改过去打压楼价的立场，转为同情因楼价下跌而失算的人，并支持政府“暂停卖地”的所谓“救市措施”。楼价下跌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原先指望楼价不断攀升的投资者，即在楼价下跌前已经买楼的人士以及向他们提供按揭的银行。他们都指望政府通过缩减土地供应来保障他们的物业价值。
其实，早期买了贵楼的人当然为自己的腰包万分痛惜，但应该看到，只有利率升高、市道萧条、失业等逆境才会削弱他们的供款能力，楼价下跌本身是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的。恰恰相反，楼价下跌只会普遍降低生活的成本，使他们供楼更加轻松。当然，暂时的负面影响是有的：银行坏账增加，购房者按揭困难，炒楼者血本无归，等等。然而，这部分人遭受的损失无论多大，也无法跟整个社会的住房压力得到舒缓所带来的好处相提并论。
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曾经生动地比喻道：我们买蜡烛，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光明。既然太阳提供的光明比蜡烛商的更便宜，我们就不应该为了偏袒个别蜡烛商的利益而阻挡阳光照射。同样道理，我们买楼房，也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居住。既然增加土地供应能够改善居住条件，我们就不应该为了成全部分有物业者的升值大计而故意紧缩土地的供应。
特区政府只要贯彻执行透明的“增加土地供应”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银行和投资者也会自动迅速调整对策，规避损失。相反，政府如果相机行事，朝令夕改，一时说要增加土地供应，一时又说要暂停土地供应，则只会令市场无所适从，令行情越发波动。
香港楼房价格高，既不是她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她成功的标志，而是她成功的障碍。过去，港英政府长期紧缩土地供应，靠高昂的地价向市民抽取了高额的间接税，拖慢了香港发展的步伐。今天，香港假如能够坚持大量供应土地的方针，放手让楼价走下坡，就必定能从根本上缓解房屋的短缺，还香港更强的生命力。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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